女子失踪21年,工地挖出尸体
1963年11月22日,张家口。
居住在桥东区宝善街31号的矿机厂会计李扬起床后对丈夫说:“今天是旧历十七,是我的生日,你和孩子们得给我祝寿,还得给我做好吃的。”
丈夫温情地笑道,“那我中午给你做打卤面。”
吃完早饭,李扬带着绿色帆布公文包离开了家。今天是全厂的发薪日,公文包内装有她昨日下午开好的提取职工工资、调级补助的16087.9元和补充库存现金100元的支票,上午必须把这笔款提回厂内,分发给等待开支的各车间统计员和等待购买物品的供销股业务员。
上午十点,李扬丈夫在去单位联系业务后赶回家动手和面。
十一点,面和卤子按时出锅,李扬却没回来。丈夫心想,大概是银行取款人比较多吧。
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仍不见妻子回来,他便给厂子打电话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也正等她哩!”
12点40分,厂出纳员、人事股和行政股的同志们来到李扬家,同其丈夫一块到解放街银行,才惊悉李扬已于十点半左右提款离去。
身携巨款的李扬在光天化日之下失踪,市公安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人员在各重要卡口设点,寻找李扬的下落,同步开展走访调查工作。
经初查,警方了解到,李扬夫妻感情较好,李扬工作比较顺利,思想情绪稳定,案前无反常表现;22日李扬到银行取款时,主动要求搭配了三百元小面额票币、硬币,没有携款外逃的迹象。
而走访发现,22日上午十点零五分有人见到一个戴蓝呢子帽的大个子中年男人骑车伴随李扬由福寿横街向花园街南去。
警方认定中年男人为嫌疑对象,同时将花园街及工业街北部一带划为犯罪分子作案和隐居的重点地区。
几天后,走访工作再取得重大进展:发案前有人曾几次见到李扬和一个不到40岁的大个子男人相伴从宣化大道走过。男子是方脸,身高1.75米左右,身材魁梧,与22日上午与李扬相伴而行的那人特征相近。
专案小组决定:以嫌疑人熟悉李扬这一点为主线,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人员多方面多渠道开展调查。
然而,因为可疑人员的外貌特征过于普通,调查工作始终没取得大的进展。
冬去春来,次年二月,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民兵演习”。这是一次具有实战意义的演习,由公安和武装部门共同组织指挥,部署严密,任务明确,旨在大地解冻之前,针对犯罪分子移尸抛尸的可能,再次进行全面搜索。
演习队伍成环形分九个大区段,横进20华里,山洞、山沟、树林、墓窟、庙宇、空房、枯井……无一遗漏,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案发后两年多时间里,公安干警走遍了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挖出了数百个犯罪分子,消除了一大批社会隐患,但李扬案仍未侦破。
此时,文革开始,反动派向公安机关进行疯狂攻击,大批干警惨遭迫害,被以“黑线人物”“流毒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导致各项公安业务工作无法开展。
因李扬案中涉及巨额资金,成为反动派攻击公安民警的重要介质,他们甚至成立了“四代会李扬专案组”,把矛头直接对准曾参加过李扬案的领导和干警,多人被跟踪、审查。
为了“师出有名”“直打要害”,这个伪专案组还在外面制造谣言,称当年早就找到了李扬,多名干警参与了分赃。他们借此名头,伺机对部分干警进行抄家、殴打,令人蒙冤。
直到改革开放后,该案才迎来重大转机。
那是1984年6月14日下午,东河沿改造居民住宅区的基建工地上,正在挖掘地基的民工遇到一块厚度异常的水泥地面,用力砸开后,第一锹下去挖出了只带着脚骨的皮鞋,接着几锹又挖出一颗带着长发的颅骨。
“呀!尸骨!”民工们惊奇地呼喊,立刻招来一群围观的人。
“不要再挖了!”一位身板壮实的五十多岁老大娘挤上前来,她是本街道的治保主任刘奋珍,21年前曾同公安干警和其他治保干部为调查李扬案奋战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看到尸骨后,刘奋珍脑子里立马想到,这会不会就是李扬呢?
警方获悉消息立即赶到现场,疏散群众的同时,就地进行了调查。
晚上7点30分,市局刑侦科和技术人员对尸骨进行了细致勘验,发现死者颅骨有钝器砸伤的痕迹,初步断定属于非正常死亡。
在查明此处系因经济犯罪被判刑五年的原地区物资局总务科乔世觊的房基后,市局领导当即批准对乔进行收容审查。
晚上8点30分,执行收审乔世凯的干警驱车赶到物资局家属楼,刚上楼梯,就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哭声。
干警预感到有意外情况发生,加大了步伐。声音果然是从乔家传来的,紧张的气氛凝固了几秒后,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站起来,自称是乔世凯的老婆张葆珍,有气无力地从两唇间挤出一句话:“乔世凯死了。”
经法医细致检查,确定工地挖出的女尸是李扬无疑,而乔世凯有重大作案嫌疑。
乔世凯1945年8月参加公安工作,1951年因严重违法乱纪被清除出公安队伍,1954年在市委党校工作期间因贪污问题受留党察看处分,1955年在市政府工作时因作风问题被开除党籍、行政记大过,1963年调物资局工作期间,因以前的经济问题,被市委不定期地责令反省检查,1983年8月因严重经济犯罪被判有期徙刑五年(保外就医)。
1984年6月14日下午,乔世凯从现在住房的凉台上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楼下挖地基的现场。当他看到几名身着警服的公安人员出现时,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地。之后,他吞服了大量滴滴畏,于傍晚7点半左右死亡。
乔世凯的死给案件侦破带来了很大困难,但警方没有就此放弃,而是把重点放在张葆珍身上。
第一次审讯时,张葆珍除了唠叨她与乔世凯1953年结婚后夫妻感情不好之外,凡涉及案件的提问一概称不知道。
在第二次审讯中,审讯人员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张葆珍,你说屋里埋死人的事你一无所知,可1963年以后你家里常点香,里屋常上锁,地上两次打上了水泥地面,这是为何?”
一连串的严词追问,使张葆珍身不由己地颤摇了几下,最后只得支吾着道:“我说,我说,地下埋的是李扬”。
“李扬长什么样?”
“比我高一点,三十出头,脚穿黑高腰皮鞋,上穿蓝色中式外罩,蒜头疙瘩扣子,蓝布裤子……”张葆珍似乎觉得出言有失,又急忙补充:“这些都是乔世凯对我说的。”
审讯人员抓住战机,步步紧逼:“难道乔世凯连李扬衣服上的扣子是什么样都告诉你那么详细吗?”
这声喝问,着实令张葆珍一愣,冷板的脸上掠过几分不安。
突然,张葆珍抬起头,颧骨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唇齿打颤地说:“我交代……1963年11月22日,我九点上班,中午一点多钟回到家,用钥匙开了屋门,见乔世凯和他朋友林平正在里屋挖坑,地上躺着个死人,盖着我家的旧狗皮褥子。当时我吓了一跳,问这是谁,乔说是李扬,并瞪眼说你要报告就宰了你,林平也说你要报告就连你也埋在这里。我说我不说,他们揭开狗皮褥子往坑里抬的时候,我看见了李扬穿的衣服、鞋,以后我就上班去了。”
专案组反复研究张葆珍的供词和前期查证的情况后,一致认为她没有说实话。
一个女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遇到这样的凶杀案,能沉着地观察并记下死者的衣着和当时的惨状吗?
她若没有参与,乔和同案犯在杀人现场尚未处理完的情况下,会那样轻易地让其离开现场脱离控制吗?
后来,经大量查证,排除了林平的作案嫌疑,由此断定张葆珍的供词有问题,她不仅没有坦白,反而在嫁祸他人。
当张葆珍的第二道防线被攻破后,内心更加不安,情绪低沉。
审讯人员抓住时机,采用政策攻心。在大量确凿事实面前,张葆珍不得不低头认罪,供述了自己和乔世凯结识、预谋、杀害李扬的全过程。
张葆珍以前在百货大楼当售货员,1963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李扬到鞋帽组柜台前买鞋,攀谈中发现张葆珍操沧州口音,二人便拉起老乡关系,熟识起来。
之后,李扬通过张葆珍又结识了乔世凯,经常往来。正是在这场老乡交往中,一场惊心动魄的杀人劫款阴谋诞生了。
1963年11月21日晚上,乔世凯夫妇在房中窃窃耳语:明天22日是李扬提款的日子,到时候,你我如此这般……
次日早晨七点钟,张葆珍来到百货大楼上班,九点半借吃早班饭的机会匆匆赶回家作准备。
十点多钟,乔世凯带着李扬回来了,他当时用有一批新货到了让李扬来选购骗得了她的信任。
进屋后,张葆珍假装镇定,像以往那样招呼李扬坐下,张罗着沏茶倒水。
就在这一瞬间,乔世凯迅速抄起事先准备好的斧子,猛力一挥,“砰”的一声,李扬一头载倒。
“快拉上窗帘!”乔世凯焦急地压低嗓门。
张葆珍一把拉上窗帘,回过头,见李扬的脚还在抽动,乔世凯又举手劈了两斧。
张葆珍从床上抽出一条旧皮褥子盖在李扬身上,乔世凯从外面推进李扬的自行车,又拿来铁锹,夫妻俩急忙在里屋的东北角挖坑,将李扬面朝下扣在坑里,又使劲按了按李扬的腿,之后埋土。
那些天里,尽管一听到人们谈起李扬,张葆珍总要心惊肉跳,但柜底的“一万六”给了她最大的安神之力。
后来,尸臭带来麻烦,他们又请人打了水泥地面。
二人在公安机关侦破李扬案攻势的逼迫下,始终惶惶不可终日,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才安心不少。
一天,乔世凯兴冲冲地回家,背着孩子向妻子报喜道:“有人整上公安局了,真痛快!”
这以后,家里的穿用摆设也开始弃旧换新,高级烟酒、高级呢料应有尽有,儿女结婚也成箱地买茅台酒,大讲排场,将当年的赃款挥霍贻尽。
张葆珍供词中的关键性情节与公安部门通过侦调技术工作掌握的证据完全吻合,至此,二十一年前的李扬案真相大白,被歪曲了的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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