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杀夫埋尸，十年后诬告他人欲借公安之刀杀人，2001年邹荣弑夫案

“救命啊……”四面没有回音，深沉而冷漠的寂静像一件尸衣把这叫喊声裹住，喊声在这死人的衣裳里了无生气。

夜默默无言。这孤零零的求援声越来越弱，最终消失得虚无……

时间像老屋子前头的河水，无声无息地流了十年。

2001年3月的秦巴山区，天气依然很冷。这天，湖北省房县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大队长郭怀生的办公桌上搁上了一封厚重的信件，那是浙江省平阳县公安局腾蛟派出所寄来的一份《询问笔录》：该镇北溪村村妇邹荣告发湖北省保康县城关镇汪氏父子，十年前他们在房县门古寺镇仓口村杀害了她的丈夫黄加花。

难道在自己的辖区内真的发生过这么一起凶杀案？人命关天，郭副局长掂量出了这封信的分量。如果真是这样，即便是十年前的遗案，也不能让作案者逍遥法外！他立马找来刑警大队教导员付倍华和副大队长张高波，命令他们先弄清楚情况，并决定由张高波和刑警三中队队长秦勇负责调查此案。

张高波属于那种“有了案子忘了一切”的警探，来不及跟家里打声招呼，他就驱车前往门古寺镇派出所。他认真地查看了仓口村的户籍档案，邹荣的户口早些年就迁往浙江，其父母兄弟在村里以务农为生。信中提到邹荣的丈夫黄加花，派出所的户籍册中没有任何记载。至于在仓口村十年前发生的那件人命案，派出所的民警更是闻所未闻。

仓口村是不是发生过这桩杀人案？张高波决定和秦勇一起秘密地到仓口村走一遭。

2001年的春节已近尾声，贫的山村仍然洋溢着新年的气息，两位干警悄悄地来到仓口村。

“瞎说，瞎说，我们村哪有人被杀的？过年过节的，说点别的。”村长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向张高波保证说：“我们村不要说杀人案，就是小偷小摸的案子也少有发生。”

刑警问及邹荣与丈夫共同生活时的情况，年轻的村长却抓耳挠腮，说不上来。“十年前我还少不更事，那得问我们的老村长。”

老村长70多岁了，大辈子都耗在深山窝里，可说是仓口村的“万事通”。张探长问他：“听人说邹荣的男人在你们村被人杀死了？”

“那不可能！别说杀人，村里那时杀头猪都得让我知道。”老村长的头摇得像拨浪鼓，“那男人野惯了，常年在外打工，后来索性丢下婆娘孩子，跑了，让他们孤儿寡母地住在村小学里，至今还欠着村里几年的租金。”

张探长顿时来了兴趣，他让老村长带他们到邹荣一家曾经租住的房子去看看。探长推开被虫蚀的木门，一般带着霉味的潮气扑面而来。

屋内有些暗，房梁和屋角的那些老蛛和小蜘蛛对客人的到来并不理会，照常进行细心而又精巧的编织工作。房间由于久不住人，散发出腐烂的气息，给人一种荒废、凉的感觉。

老村长仍然记得，那时邹荣经常带着两个孩子坐在屋前。20年前的那场私奔，使她的父母兄弟很少与他们来往。邹荣自觉低人一等，很少与村民们搭话，她的丈夫黄加花常年在外，她就靠着村里腾出来的两亩薄地过生活。

如果这屋内的确发生了凶杀案，谁能察觉呢？

张探长心中的疑团越滚越大，解开这个谜底的关键便是要找到报案者。刑警大队迅速与浙江腾蛟派出所取得了联系，请该所通知邹荣到房县公安局接受询问调查。

邹荣走进房县公安局时步履迟缓，随行的还有她16岁的儿子。

不知是旅途劳顿，还是因为多年来生活的磨砺，邹荣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挂满了疲惫。张高波陡然一见她，便感到这个女人骨子里背负着难以下卸的沉重。30多岁女人不该有的老态也从她的脸上呈现出来，烫成狮黄的头发也许是努力想使自己变得年轻些。

果然，一见到侦查员，她便忍不住将眼泪大把大把地抛出来，那多年堆垒起来，压在她心上的沉重的“砖块”，也似乎一块·一块地被卸下来。

对于邹荣来说，1992年3月的那个黑夜是一场梦。晚上10点多钟，她正在灯下缝衣服，门突然被撞开了，丈夫黄加花醉醺醺地带着两个人闯进来。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她看清是保康县城的汪氏父子。

老汪一进门就开始大骂邹荣没良心，卖了她的女儿，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还说要去告发她贩卖人口。今天把黄加花找到了带到这里，就是要好好地教训她。邹荣解释说他的姑娘是黄加花叫她卖的，对方给的一千元钱，也是给黄加花的与她无关。他们父子二人不听，三下五除二就把邹荣的双手捆绑在背后，用棉花塞住了她的嘴。

过了一会儿，汪父又大骂黄加花，说他害了自己的女儿，并且动起了拳脚。他们将喝醉的黄加花放倒，用拳头重击他的头部，边打边说：“你骗了我的女儿不说，还叫你老婆把我女儿卖了，今天好好地收拾你！”直到黄加花倒在地上不动了，他们才住手。接着他们又踢了邹荣一脚说：“我跟你没得完，你等着我去告你吧！”看着他们那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邹荣一下子昏了过去。

等邹荣苏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汪家父子已走了。她费了好大劲才把手上的绳子挣脱，将嘴里的棉花扯掉。她看到黄加花仍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去拉他时，一摸手已经僵硬，一点呼吸都没有，人早已经死了。见此情景，她又昏倒在床上，直到第二天早晨9点多钟才醒。

邹荣一边叙述，一边用手帕拭眼泪鼻涕，几次靠在她儿子的肩膀上伤心欲绝。

张高波问：“那当时你为什么不报案呢？”

邹荣稍微平静一下说：“我恨黄加花，他几个月都不回家一次，与好多女人有不正当关系，挣了钱也不给我用，从来就没管过我和两个孩子。就是偶尔回家一次，一点不顺心，便将我和孩子打得死去活来。再说，卖汪家姑娘是黄加花让我干的，他一死，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我去报案，汪家反而还赖我是人贩子。所以思虑再三，我找到我哥哥邹运华，央求他把尸体抬出去埋了。”

张高波心里一亮：根据邹荣讲述的情况，黄加花被害的可能性极大。但作为侦查员，考虑的则是死要见尸，活要见人，要搞清黄的尸体在什么地方，找到邹荣的哥哥邹运华就知道了。

然而，令侦查员们意想不到的是，邹运华失踪了！

两位干警到保康县城时已是中午时分，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帮助下，他们很快便找到了汪氏父子。

汪氏父子名叫汪功堂、汪德财，他们住在城郊。一见屋门口停了两辆警车，车上走下几位警察，汪功堂便脸色慌张地迎出来，侧身让进屋内，儿子汪德财和媳妇张罗着凳子和茶水。

警探们先问汪氏父子认不认识黄加花，汪功堂气呼呼地说：“你是说那姓黄的，我恨不得杀了他！骗了我女儿不说，还让他老婆给卖了。要是见到他，我还要剥他的皮！”

汪功堂的确认识黄加花。12年前，也就是1990年，黄加花在保康县的一个硫铁矿做工，他认识了汪功堂的三女儿汪小玲，那时，汪小玲经常将黄加花带回家。为此，黄加花的老婆还上汪家找汪小玲闹过。但不久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汪小玲突然下落不明，一家人找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家都不见踪影。好几个月后，女儿从浙江捎信来，说是被邹荣卖给了腾蛟镇一户姓孔的人家。

1990年12月，汪功堂在保康县城卖菜时正好碰见了邹荣，他不由分说地拉住她要自己的女儿，将邹荣扭送到保康县公安局，让她在看守所里度过了6个月的时光。

警探们告诉汪家父子，黄加花10年前被人杀死了，有人举报凶手就是他们父子。汪父一听大叫冤枉。

汪功堂父子的自述及调查结果令警探们失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黄加花是否被杀？若真的被杀了，凶手又是谁呢？

张高波理了理有些乱的头绪，与秦勇一合计，决定到黄加花10年前做过工的矿上调查一下，看他在矿上曾与谁有过利害冲突。矿上的调查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汪氏父子杀了黄加花，矿上也牵扯不出有用的线索来，警探们只好留下满脑子的疑惑驱车赶回房县。

但警探们还是发现了不少疑点。据邹荣供述，汪氏父子1992年将黄加花杀死后，她却没有及时报案，原因之一是害怕汪氏父子去告发她，其实早在1990年邹荣已为此被公安机关关了6个月，应该不再存在这种顾虑；而邹荣的丈夫被人活活打死后，仅凭对丈夫的恨就能容忍杀手？这在情理上同样说不过去。而且，邹荣说黄加花案发当晚喝醉了，那么他在谁家里喝的酒呢？

侦查员们通过走访得知，黄加花很少与村里人接触，从未在村里被请或请人喝过酒；10年前，这里交通闭塞，每天从房县县城仅上午发一次班车到门古寺镇，汪氏父子若是去找邹荣。必定是上午到，怎么会握到夜间10点，又那么巧合地在路上遇到黄加花，跟黄一起去黄家？汪氏父子用拳头段打黄时，时年28岁的黄加花身强力壮，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就任人宰割吗？……

干警们得出一个结论：邹荣肯定说了谎！

张高波决定从与黄加花亲密的人着手寻找突破口。除了邹荣母子，与黄加花亲近的人不外乎他的家人及其红颜知己汪小玲。

警探们忘记了旅途的奔波劳顿，赶到浙江省平阳县腾蛟镇一个叫桂溪的村子里，找到了汪小玲。见到从家乡来的警官，提起与黄加花的旧事，汪小玲不禁潜然泪下。

1990年春天，黄加花经人介绍到汪小玲所在的硫铁矿打工。这小伙子长得高高大大，皮肤白白净净，又能说会道,不久便赢得了许多女孩子的好感，汪小玲也不例外。18岁的女孩子出落得像花，汪小玲便是矿上公认的“矿花”。经不住黄加花甜言蜜语的攻势，汪小玲便轻易地被他“俘虏”了。

那时邹荣的妹妹和妹夫也在保康打工，他们明目张胆的爱情当然没瞒住远在湖北房县仓口村的怨妇。邹荣曾多次找黄加花和汪小玲吵闹，黄加花曾说过“把她杀了算什么”。那次黄加花休假回了房县，邹荣却偷偷地来到矿上，说是黄让其带她到十堰毛巾厂去打工。在十堰她们呆了20多天，之后又将她带到浙江北溪的家里关了个把月，最后把她卖到这户姓孔的人家，还给了她1000元钱。

汪小玲的话至少证明邹荣又说了谎：汪小玲是在黄加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邹荣所卖！

北溪与桂溪两村不过几里之遥，警探们又迅速赶到了黄家。黄加钱、黄家星兄弟反映说，其二哥黄加花1990年从家里带着邹荣和两个幼小的孩子去了房县，此后他便查无音讯。

1995年，嫂子邹荣和两个孩子回到浙江，黄家兄弟追问二哥的下落，邹荣说，黄加花与一个姑娘好上后就不管她和孩子，后来干脆抛下他们母子远走高飞了。兄弟俩虽然不信，但时常看到嫂子以泪洗面，那痛苦的样子又打消了他们心中的疑虑。

黄加星多年来一直在南京打工，后来自己开了个公司，赚了一些钱，去年还为邹荣母子盖了三层楼房。春节前后，一家人商量着为死去多年的父亲做攻立碑，就做嫂子的工作，说如果二哥死了，兄弟俩也不追究，只望把他的尸骨搬回来一并把坟做了。嫂子开始说确实不晓得二哥的下落，最后才说是被保康县的汪氏父子打死了，兄弟俩这才带上嫂子到派出所报了案。

3月9日的清晨果然阳光灿烂。邹荣被传唤到公安局刑警大队。仍然是那天她接受询问调查的办公室，民警依然热情地为她倒水添茶。整整一个上午，张高波、秦勇等侦查人员给她讲人情、亲情，讲一个人的良知以及法律问题，对她这么多年来独自吞苦果、拖儿带女过着悲苦的生活报以深深的感慨，却没向她提一个关于黄加花被杀的问题。邹荣几次流下泪水。

这时，警探们适时搬出了这么多天来的调查结果，请她解释这些疑点。此时的邹荣显然已难以自控了，她心中有无数个矛盾在冲突。那个偏解的村庄……那一天晚上……

21年前，离仓口村邹荣家不远处修一座公路桥，修桥的外地人中有一个长相好看的小伙子，小伙子每天都要到仓口村代销店买油买盐，也常到村民家买些青菜，他在邹荣家买鸡蛋时找回的零钱都没要，时间一长，小伙子知道了她的名字，并亲热地叫她“邹荣妹妹”，她虽然不知道小伙子的名字，但见面都甜甜地喊他“黄哥哥”。

那年，她15岁。

再后来，黄哥哥经常带她到县城买东西，城里的一切使她眼界大开。他给她买她喜欢的衣服、鞋子，还给她买了块120元钱的“上海”牌手表。在当时，120元几乎是一个中等家庭可以炫耀的数字。

到了1981年12月，邹荣夜不归宿的谎言被家里揭穿，她和黄加花的事再也瞒不住任何人了，父母觉得女儿丢了邹家的脸，非常恼怒。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她随大她5岁的黄哥哥私奔到他的浙江老家。

1982年春节，她与黄哥哥走进了“洞房”。说是“洞房”，其实就是黄家居住的两间破房中间的狭小过道。

1982年5月，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不到三年，第二个孩子出世了，邹荣带着孩子随黄加花外出做工，在外漂流了好几年。

眼看女儿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家中拮据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变。1990年春节过后，她和黄加花商量回到房县，丈夫黄加花在保康县做工，她则呆在家里。然而黄几个月都不回家看她和孩子一次，凭着女人特有的敏感，她猜测丈夫在外可能有了外遇，同在保康做工的妹妹妹夫证实了这一点。后来，她用心计把汪姑娘骗到浙江卖了。

东窗事发之后，她被保康县公安局收容审查长达6个月，狠心的黄加花竟一次也没去看过她，也没回家看望过一双儿女。出收容所后，邹荣对丈夫由爱变恨。

此后，黄加花公开提出与她离婚，回家后对她和孩子非打即骂。有几次，黄加花威胁要杀死她。邹荣和孩子恐惧万分。

1992年6月的一天傍晚，几个月没落屋的黄加花回家就冲两个孩子发脾气，看着可怜的孩子，邹荣也不相让地说：“你在外面混坏了，回家不要对孩子抖狠气，见不得我们母子你就别进这个门。”

一句话刺痛了黄加花，当两个孩子入睡后，黄加花强行将邹荣的衣服剥光，要把她抱到一里地外的娘家让她出丑。走到半路，邹荣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丈夫，这才让丈夫放了她。

回到家的黄加花余怒未消，又用皮鞋在邹荣的身上一阵猛打，之后说是其妹妹在中间说他的坏话，还从身上掏出一把匕首，逼她去杀死妹妹。见妻子既不动手又不动口，黄又去厨房拿来剁柴的弯刀，在邹荣的面前晃动并威胁她说：“总有一天，我要把你剁成肉酱！”邹荣恐惧地坐在床边，大气也不敢出。

见妻子被自己制服，黄加花没劲地把弯刀丢在地上，上床睡觉了。

摇拽的煤油灯光映照着地上的弯刀，邹荣的心在颜抖，在滴血。她突然产生了杀死丈夫的恶念。于是她屏住呼吸，慢慢地挪身下地，抓住地上的弯刀，转身照熟睡中的丈夫一记猛砍，黄加花大叫“救命……”邹荣发了疯似的又补了几刀，将她的黄哥哥送上了西天。

杀死黄加花之后的第二天晚上，邹荣请哥哥、弟弟人不知鬼不觉地将尸体拉出去，埋在了父亲承包的一块河边沙地里，把黄生前衣物都烧了，并对人称黄加花抛弃她们母子去了别处。

2001年春节，黄家兄弟再三追问黄加花的下落。邹荣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计谋：告发汪氏父子杀人，借公安之刀杀人；给黄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侦查员通过调查，在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找到邹荣的哥哥邹运华。在其指认下，2001年3月14日，在仓口村与仓佛村交界处那块沙地边刨出了黄加花的尸骨。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癫蛤蝶躲端午，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