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情人

1993年，北京一名已婚女子用皮带勒死了比自己小5岁的情人，之后，该女子被判死刑，在即将行刑前，她却突然大呼冤枉。

这场悲剧，得从一场不切实际的婚外恋开始说起。

32岁的黎红是北京一家机电设备公司办公室的负责人，虽然已过而立之年，但因为打扮得体，长相漂亮，她看起来很年轻。

在黎红的带领下，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被处理得井井有条，她的魅力和能力也深得公司领导的青睐。

与工作上的激情满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让她苦闷不已的家庭。

黎红与丈夫1983年结婚，那时夫妻都是工人，丈夫敦厚老实，为人厚道，婚后二人相亲相爱，感情还是很不错的。

但由于外面的世界变得太快，也变得越来越精彩，随着时间推移，个性要强的她渐渐不能满足这个平凡家庭给她带来的一切了。

她想出去闯一闯，但总得不到丈夫的支持。她对丈夫的感情随之出现了变化，抱怨丈夫没能力，太窝囊，还不理解自己。

夫妻开始吵闹不断，黎红不再听丈夫的建议，而是我行我素地从厂里辞掉工作，出去闯荡。

在外工作的时候，她总是将所有的热情投入进去，哪怕工作到很晚，她也从不感觉到疲惫，原因就是她不想回到死气沉沉的生活和琐碎的家务中去。

1992年6月，黎红来到这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同样是用工作的繁忙与充实来排解家庭生活的苦闷。

这时，一个男人的出现，让黎红好似重新打开了自己的感情天窗。

男人叫文杰，是她公司的同事，长得白白净净，说话办事斯斯文文，让人很有好感。

文杰也是北京人，27岁，在部队服役期满后回到北京，先后干过汽车司机、机关办事员、公司业务员等工作，因他工作积极，做事认真，深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

但在感情上，他和黎红一样，也是非常苦闷。

回北京不久，他就结识了一位女孩，女孩长相漂亮，在海淀区政府机关做审计工作。刚开始两人也是卿卿我我，形影不离，但谈了4年后，女孩有些厌倦了，便提出分手，文杰虽极尽挽留，终未留住。

此时的文杰正处在失恋后情感的空虚和失衡之中，基于这种契机，他与“同命相连”的黎红逐渐产生了亲近感。

久而久之，二人变得无话不谈，互相倾诉自己在感情上的“不幸”。

有一次，黎红与公司老板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争执。

老板训斥了黎红，她感到十分委屈。文杰不仅安慰她，还义无反顾地站在她的立场上和老板理论了一场。

文杰的行为让黎红特别感动，认为文杰是她的红颜知己。

1992年11月份，公司调黎红去负责库房工作，还准备给她配一名助理。黎红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文杰，文杰也是欣然同意。

库房的工作非常轻松，有大量空余时间，这为二人增加感情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时间推移，二人的关系就剩一张窗户纸了。但面对眼前这位比自己小五岁的未婚青年，黎红是有所顾忌的。

她很清楚自己的情况，她已经32岁，孩子也不小了，还是已婚状态。如果她和文杰继续走下去，接下来必将面对世俗的偏见，因此她一直未捅破这张窗户纸。

坠入爱河的文杰却主动捅破了这张窗户纸，他向黎红表示，只要他俩是真心相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黎红现在过得不好，早晚有一天会离婚的，只要一离婚，他就和黎红结婚，如果离不了婚，他就一直陪着她。

黎红被文杰的爱情誓言感动了，她那份本不应该打开的情感阀门，也彻底被打开了。

至此，二人由同事关系演变成了情人关系，一场畸形的婚外恋拉开帷幕。

他们一起看电影、逛商场，同吃同住，一同上下班，形影不离，如胶似漆，每天都厮守在一起。

在如此炽热的感情下，黎红早已忘却了年龄带来的鸿沟。

但是，一旦冷静下来回到现实社会，她又非常纠结。即使她可以和丈夫离婚，儿子却是她永远也无法割舍掉的。

文杰的家庭同样给了黎红重重一击。文杰将她带回家里，父母听到她比自己儿子大5岁还有一个孩子时，当即表示了反对。

除此之外，他俩的事情在公司传开后，为了消除影响，公司给文杰换了个岗位，从而把他们分开。

面对世俗的眼光，尚处于感情蜜月期的他们决定逃离这个城市。

因为文杰曾在云南昆明当过兵，对那里的环境比较熟悉，二人决定远赴昆明。

但到了昆明后二人才发现，一切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们带的钱不多，从头开始做生意不太现实。文杰在昆明的战友也都是普通人，根本帮不了他们什么。

因此，他们在昆明只呆了十几天，手头的钱花得差不多的时候，还是选择回了北京。

这趟经历让文杰有所冷静，他开始思考自己做的到底是对还是错。

黎红却不这么想，因为她在北京有家，一切关系都在北京，出了这样的事情，她在北京是根本待不下去的。

她始终认为，只有离开北京，她和文杰才能开始新的生活，那种海誓山盟的爱情才会继续延续。

于是，她再次作出选择，决定去哈尔滨。当她满怀热情与信心告诉文杰的时候，文杰也表现得很高兴，但他没了上一次的盲从，而是让黎红先去，说等那边联系好了他就去。

此时的黎红完全看不出文杰有什么变化，欣然同意一个人前往哈尔滨。

黎红去了5天，事情办得很顺利，回到北京后，文杰也特别高兴，二人为此还庆祝了一番。

没过几天，哈尔滨那边的朋友发来消息，称已经帮他们找到了一个饭店，让他们速来办手续。文杰依然让黎红一个人先去，没有多想的黎红第二天便满怀喜悦地去了哈尔滨。

事情办得很快，仅用了三天时间，开饭店该走的手续都已办完。可当黎红满怀喜悦地将消息告诉文杰并让他赶快来哈尔滨时，得到的回复让她犹如被泼了一盆冷水。

文杰说他来不了了，还含糊其辞地表示，战友已经给他找到了工作，让他近期就去上班。

黎红才走了三天时间，文杰为何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

其实，早在从昆明回来后，文杰的心思就出现了变化。黎红走这些天，他父母及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在劝说他，慢慢的，文杰开始重新思考这段不切实际的感情，最终的思考结果是他和黎红不合适。

黎红迅速从哈尔滨回到北京，质问文杰为何出尔反尔，文杰则直接提出了分手。

文杰说，他现在觉得活着没意思，工作没着落，他俩的事又遭到家里的强烈反对，导致他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与其这样，还不如分手。

他的话让黎红不能理解，但无论黎红如何劝说，文杰已铁定了心。

看着黎红痛苦的样子，文杰于心不忍，又对黎红说，他要去上夜大，学期三年，如果他们之间还有情缘，就等到三年之后再说。

俗语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局外人一听文杰这话就知道他是在搪塞黎红。

但黎红信了，或者说，她是甘愿自欺欺人。

果然，从此之后，文杰对她是能躲就躲，所谓的三年之约只是“缓兵之计”而已。

1993年10月3日，文杰在他们租住的房子里再次向黎红提出分手，原因是文杰的前女友已经提出与他复合。

黎红怒不可遏，大骂文杰是骗子，称自己只是文杰失恋后宣泄情欲的代替物。

二人的关系每况愈下，但黎红仍不死心，试图做最后的努力挽回，为此她还专门去了文杰的家，向他父母倾诉，得来的却是文杰母亲冷若冰霜的数落。

此时的文杰白天上班，晚上到北京气象学院计算机大专班学习，完全不见黎红。

恨意在黎红心中不断升腾，她给文杰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我恨你，如果你不考虑由此而出现的后果，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文杰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还是一如既往地躲着她。

1993年11月19日，北京街头雪花纷飞，黎红得知文杰晚上要到北京气象学院考试，下班后特意过来，准备最后一次找文杰好好谈一谈。

她在学院里找到了文杰开的那辆黄色夏利车，因为她也有这车的钥匙，就打开左侧后车门，坐在驾驶座后面的位置上等文杰。

过了一会儿，文杰从楼里出来，当他打开车门坐到驾驶座上时，发现了坐在后座的黎红，问她来干什么，语气十分冷漠、生硬。

黎红听了这语气就知道，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

沉默许久后，黎红开口让文杰送她回家。文杰本不同意，但黎红说她会在合适的地方下车，文杰只好开车。

汽车在雪夜缓缓前行，两人都不说话，黎红从汽车的反光镜中看到文杰不时的用鄙夷眼光冷冷地注视自己。

黎红大脑里像过电影一样将他们这一年的经历回忆了一遍，越想越悲伤，一股绝望的念头袭上心头。

突然，她从腰间解下皮带，将一端插入皮带头中，形成一个套环，趁文杰不备，猛然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文杰本能地刹住车，用左手使劲抓住皮带，右手则伸向座位下的活动转轮，企图放倒座位的靠背。

他的反抗激起了黎红更强烈的杀人欲望，她腾出右手推开文杰的左手，双膝紧紧顶住司机座的后背，狠勒皮带。没过一会儿，文杰就不再动弹了。

杀死文杰后，黎红乘坐一辆出租车回了家。走进家门，她看了看墙上的钟表，时间指向晚上9:30。

第二天，黎红一如往常地去上班，下班后早早回家。丈夫已经把晚饭做好，吃完饭后，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们好久没有这样团圆过了。

11月21日是周日，也是一家人最后一次团圆。

11月22日，黎红正常上班，没过一会，两名刑警到公司叫走了她。在审讯室里，她没做任何狡辩，直接交代了自己杀害文杰的犯罪事实。

1995年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黎红死刑，立即执行。

黎红不服，她认为，文杰道德败坏，玩弄了她的感情，也应该负一定责任，因此表示上诉，要求减轻量刑。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黎红犯故意杀人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适当。文杰虽有道德上的过错，却不能作为减轻黎红罪行的理由，决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95年8月29日上午，法官来到监狱，向黎红传达立即执行死刑的命令。

半个小时后，随着一声枪响，黎红应声倒下……

纵观此案，值得深思，爱情不是儿戏，更不是游戏，一时的冲动、疯狂的情欲和信誓旦旦的承诺，都不是一张可以随便开出和滥用的支票。如果你不准备兑现，最好不要去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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