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王府井血案
首都北京有许多著名的商圈,其中,王府井无疑是北京的名片之一,很多外地的游客都想来这里看一看。
也正是由于王府井的繁华,有一名匪徒选中这里为他施展“身手”的舞台,酿成了一起惊天血案。
2005年9月11日上午,人们像往常一样到王府井游玩购物,步行街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突然,一辆出租车从北向南冲入人群,像疯了一样到处乱撞。
人们被这一幕吓坏了,连忙四处逃窜。可出租车没有停下来,而是追着逃跑的人群继续猛撞。许多人被汽车撞飞、碾压,现场一时间十分血腥。
出租车的疯狂直到其冲出街道撞上路边的灯竿才停下来,人们刚松口气,出租车的门被打开了,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从车里爬出,像魔鬼一样叫嚷着,捡起路边一个扳手冲进旁边商店,一边打人一边砸店。
闻讯赶来的3名警察紧随男子进入商店,借助店内的扫帚等工具将男子打倒在地,迅速带离现场,结束了这场骚乱。
从出租车暴走闯入人群至此,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昔日热闹繁华的王府井却俨然变成了一个修罗场。
该案最终导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惊慌过后,人们不明白的是,男子到底为何要做出这种残暴的行为。
经查,男子叫艾绪强,时年32岁,河南信阳兰店兰桥村人。
兰桥村大约有2000人口,其中600多人在外务工。
2001年初,婚姻失败的艾绪强离开老家和哥哥外出打工,来到了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
这个距离城区不远的村落里聚集着上万名从全国各地来的农民工,生活在这里的人每天进城上班,男人绝大部分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女人基本在饭馆做服务员,没有外出的人主要靠买卖废品为生。
艾绪强早期住在被散发着强烈酸腐气息的废品包围着的一间出租屋,房间不足10平方米,一个月的房租费仅要150元,但艾绪强经常找不到活干,房租多是由哥哥嫂子帮忙支付。
艾绪强生活的转机是从2004年开始的,当时几家沙厂需要铲车司机,他觉得这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就找哥哥借钱学会了开铲车,学成后顺利进入沙厂工作。
这段时期无疑是艾绪强的幸福时光,在这之前,由于竞争激烈,靠收捡废品一个月能赚到1000块钱就算很好了。但学会开铲车后,艾绪强每个月能挣到3000多块钱,在同乡面前俨然是个成功人士。
自从开上了铲车,他的房租再也没有让哥哥嫂子帮忙付过。
不仅如此,艾绪强的生活也开始滋润起来,吃穿用度都上了个档次,他喜欢看书,经常去书摊租来一些杂志和武侠小说看,精神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这段时期,艾绪强的脸上时常浮现笑容,只有偶尔跟别人聊起失败的婚姻时,他才会露出几分痛苦表情,目光也变得低沉,甚至说过“那次婚姻让我想到死”之类的话。
好景不长,艾绪强的幸福时光没能持续太久,开铲车半年多后,因为污染环境严重,在有关部门干预下,沙厂不得不停工。而且,艾绪强应得的工资也没有得到及时发放。
从那时候开始,艾绪强的情绪变得很坏。有时候,他坐在出租屋门口一句话不说,闷在那儿好几个小时。
艾绪强落网后曾经供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虽经多方反映,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他因此对社会失去信任,才决定报复社会。
“我找过劳动局、记者、国家建设部,还给政府打了六次电话,但没打通,他们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
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劳保局2004年10月接待过艾绪强的举报,并帮其讨回703元工资,但只解决了很少一部分,杯水车薪。
由俭入奢易,由奢回检难。当拿过一个月3000元的工资后,艾绪强就再也无法接受一个月几百块的捡拾废品生活了。
艾绪强哥哥向公安机关陈述,沙厂关闭后,艾绪强除了“维权”外,就是待在家里,不愿出去干活。时间一长,他的性格变得愈发古怪。到了2005年8月,艾绪强整天睡不着觉,9月初,他给家人留了一份遗书,后来又将遗书撕碎。
警方从家人交来的遗书上隐约看到残留的字迹:“不可天下人负我……与其憔悴忧郁而死,不如壮壮烈烈去死……我很想念……刘霞……永别”。
遗书中的“刘霞”就是艾绪强离异的前妻,据知情人士透露,艾绪强离婚是因身体原因,“他有性功能障碍”。
在写下遗书的几天后,艾绪强怀揣着铁块和尖刀来到王府井——这个中国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成为他报复“黑心富人”的战场。
这一天是9月11日,一个让所有人都会产生恐怖主义联想的日子,是艾绪强特意选定的。
他说:“作为一个农民工,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视,特别是在北京打工这几年感受很深,我们农民工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有意制造了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给农民工出口气。”
当日上午10时许,艾绪强骗乘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行至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侧路北时,艾绪强用事先准备的铁块猛击李文发头部,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猛刺其胸部,从而劫得车辆。
之后,艾绪强驾驶该车沿王府井大街急速冲入步行人群,先后将9名行人撞倒,其中53岁的陈某、19岁的杨某被撞身亡,出租汽车驾驶员李文发也因被刺伤胸部死亡……
眼看着王府井大街上漫溢横流的鲜血,艾绪强突然感到“特别紧张,知道自己跑不了了,车停了后在车上找那把刀,那是我准备撞人后自杀用的,但没找到。”
艾绪强挣扎着从出租车里爬出来,又捡起扳手冲进了一家商店,直到被警方控制并带离现场。
艾绪强被捕后,一场关于仇富心理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
可笑的是,当中有一种声音,将艾绪强的形象从滥杀无辜的报复社会行为吹捧成了“替天行道”,甚至在一些人眼里变成了英雄好汉武二郎。
诚然,乡村主人艾绪强进城后变成了都市边缘人,他也的的确确属于弱势群体,但弱者并不天然代表正义,任何人都没有滥杀无辜的权力。
无论受了多大的冤屈,拿无辜的、素不相识的路人开刀,只能证明此人是个是非不分、丧心病狂的道德沦丧者。
当一个人丧失了人性,尽管他还披着人的外壳,但在精神上已与野兽无异。艾绪强有六个兄弟姐妹,可该案开庭时,他的所有亲人都没有到场,足以说明他的行为是被所有人不耻的,是有违伦理纲常的。
警方为艾绪强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认为,艾绪强既往患有神经官能症,但实施犯罪行为时有完全行为能力,应当受到对应的法律惩处。
对于作案动机,艾绪强供述,他在家乡时曾经受人欺负,和妻子离婚后到北京打工受到歧视,“我无法在城里生存,我觉得城里人10个有9个都是黑心的,我要报复,王府井富人多,我选择与他们同归于尽!”
公诉人问:“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没有特定的人。在我的认知里,王府井就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那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对此我表示遗憾,我要报复的不是他。我就是想把他砸晕,可是他反抗,他咬我,我就用本来想自杀用的刀把他扎死了。”
艾绪强口口声声说他是想“报复社会,报复富人”,那让我们看看被他杀死和撞伤的都是些什么人。
法庭原告席的一角坐着一位皮肤黝黑的农妇,她是被害出租车司机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
李文发家在顺义农村,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几年前,做木匠的李文发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就学了车,成为一名“的哥”,每天早出晚归。
刘荣霞说,自己没有工作,在家种地养猪,两个女儿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李文发70岁的老母亲坚持每天出去捡破烂,每月能卖四五十元。
刘荣霞还记得案发那天早上8点多送李文发出门时,自己像往常一样叮嘱丈夫“路上小心”,然而中午就收到了丈夫的死讯。
在这场横祸中受伤的男子田长元是坐着轮椅、由姐姐推着来到法庭的。田长元是某单位的司机,被艾绪强撞成小腿骨折。他在法庭上拿出自己拍的CT片说:“光医疗费就花了5万多元,钱都是东拼西凑来的,现在钢板还在里面。我已经没法开车了,今后的生活不知道怎么办。”
艾绪强伤害的很多人都不是什么“富人”,所以,他此举不是什么“弱者的报复”,他的出发点不过是制造更多的悲剧。
当然,并不是说艾绪强伤害有钱人就可以被原谅,这里只是借此来驳斥艾绪强的谬论。他把自己丧心病狂殃及无辜的血案,说成是“为农民工出气”甚至“替天行道”,这种浑话不但是不堪一击的狡辩,更是对朴实的农民工的亵渎和侮辱。
艾绪强曾在遗书中写道“不可天下人负我……”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看,他的上一句话应该是“宁可我负天下人”。
这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才是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终极根源。谁都不能对不住他,他却可以随意滥杀无辜,这就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
艾绪强在留下遗书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自杀,他开车冲入王府井,也是抱着一种“临死拉几个垫背的”龌龊想法。
2006年5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艾绪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外,艾绪强还被判赔偿“的哥”李文发家属经济损失共计23万多元,赔偿另一死者家属经济损失共40万多元,赔偿被撞成重伤的田长元经济损失共计37万多元,赔偿受伤的仇某2万多元,共计102万元。
宣判结束后,主审法官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没发现艾绪强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判赔的100多万元很可能执行不了,只能由被害人承担自己的损失。按照法律规定,犯罪行为人罪责自负。对于有的被害人提出希望国家赔偿的要求,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当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时,艾绪强发出了一声冷笑。
这个冷笑既是对公平正义的嘲讽,也让那些试图为艾绪强洗地的人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我们可以对弱者施以同情,但这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善恶倒置。对一个滥杀无辜的恶棍,无论他摆出何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也丝毫不能弥补他的罪恶。
贫穷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与善良无关一样。
艾绪强残暴滥杀,对那些无辜受害者丝毫没有忏悔之心,再次证明,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整个人类社会,他的行为丝毫不值得称颂,应该受到永远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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