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工伤之后,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悲凉,还有人情的冷漠
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年,但每次想到这件事情,都让我感慨万千,一个人在一个厂干二十多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但当员工出事之后,他工作的工厂把他送到医院,交了五千块钱医药费之后,便不再出现。
那时候我在上海一家贸易公司,做贸易跟单,从我上班的闵行到住的青浦,坐车需要两个小时,那天我下班之后,我坐在拥挤的地铁里,接到妻子的电话,因为地铁里很嘈杂,我便直接下车了,在地铁站里,原来是岳父住院了。
妻子在电话里很着急的样子,说岳父在出差的时候,在施工现场被倒下的货物砸到,当天被送到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一起施工的工友跟着过去,打电话给领导汇报,工厂都领导并没有前往医院,就只打了五千医药费给医院。
后面就彻底不再露面,家里只有妻子和岳母,对工厂这样的态度,非常气愤也无奈,妻子打电话给我,意思让我回去找对方处理这个工伤的事情。
说起岳父这份工作,他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他本是钟祥市麻纺厂工人,因为企业改制,他只能自谋生路,后来就去了钟祥这家玻璃钢厂。
玻璃钢这样的行业,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因为这里工资不高,而且要经常出差安装,可以说厂里几乎没有四十岁以下的员工。
也有一半以上都是在这里干了超过十几年的员工,他们常常外出去一些化工厂或者一些其他的工厂安装此类设备,工厂里也时有发生这样的安全事故。
工厂的冷漠,让家人感觉到很寒心,除了几个比较熟悉的工友,没有人前来医院。
我接到电话之后,内心非常的气愤,觉得这样的工厂太没有责任感,太欺负人了。
我当时就请了假,从上海赶回湖北钟祥,去到荆门二院的时候,我才知道,岳父的脚已经骨折了,和他一起受伤的还有一个同事,那个同事伤势没有岳父严重,至少没有骨折。
岳父已经做了手术,脚内已经打了钢钉,而且肿得非常厉害,我问了他的情况,岳父就马上落泪了。
岳父是一个老实人,他有着各种的担忧,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而且当时工厂的人根本对这样的事情置之不理,他又怕自己烙下什么残疾,所以内心压抑。
也许他觉得妻子和岳母都是女人,对于这些事情无能为力,就算是回去,他也觉得我们斗不过工厂。
我毕竟在外面多年,我相信法律,相信政府会给普通劳动者应有的保障,然而这些东西是我想象的太简单。
当天我打电话给对方,对方的人很是强硬,他们并没有过问岳父的伤势,直接对我说:自己太不小心了,出了这样的事情,他自己占有很大的责任。
我气得直接挂掉了电话,我并没有把这些事情和家人说,这个工厂的人,竟然连来都不来,就要推卸责任。
而且受伤的是在他们那里已经干了超过20年的老员工。
当天我回了家,我们请了一个护工照顾岳父,因为老婆要上班,还有孩子需要接送,也只能这样。
对方不找我们,我决定和妻子去他们厂里去找他们,这个厂的老板叫刘正,看上去大概六十多岁的样子。
我去了之后,他让我去找刘波,刘波是这家企业的股东,也是这家企业的总经理。
我们匆匆下楼,去到刘波的办公室,刘波不在办公室,当天我们扑了个空,我决定先回去,联系好刘波,再和他当面面谈。
我第二天再次联系刘波,他得知我是家属之后,他又让我找一个高主任,无奈之下,我只能再次去那家工厂,见到了那个高主任。
这个人也是六十多岁,而且是一个白癜风患者,看起来非常的吓人,我问他岳父的工伤怎么处理?
这个人又说自己并不当家,另外又说了一些岳父太不小心地推卸之词,当时候我内心非常的恼火,但还是强压怒火,我和他们讲,他们往医院交的五千块钱,早就用完了,现在医院要缴费了。
既然他自己说自己做不了主,我表示我会再找他老板,说完这些之后,我便开车离开。
我知道他们的想法,然而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为是年轻人,特别我还是一个外地人,我拿他们没有办法,就采取拖的方法,而且相互之间推脱,让我无法和他们真正的协商。
我当天就和董洪波打电话,说了相关沟通情况,我首先表明,我不管你们怎么处理,人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受伤的,现在已经在医院里,并且医院费用已经用完,你们支不支付医药费,我都不会再催你们了。
如果不交钱,就停止治疗,他听到我这样说,就觉得如果再不缴费,也许真的停止治疗,他说当天就安排打款给医院。
至于赔偿的事情,他表明会让他的律师和我们谈,我觉得他们这完全是一种恫吓。
觉得他们有律师,我们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厂里的人就用这种办法拒绝协商。
我听到此话之后,就联系了我的同学,他在郑州的京师律师事务所做律师,他建议我找一个律师,代理这样的事情。
觉得对方应该是恶意地推卸责任和逃避赔偿。
我当天就找到钟祥市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何律师,对方问了我这些情况,说这些事情并不难解决 ,但也不那么好解决。
虽然在那里干了那么久了,对方从来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没有给员工买过社保等,律师告诉我,可以先不找对方,首先要确认劳动关系,然而申请工伤仲裁。
既然对方就这样的态度,再找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作用,好在他们发工资有转账记录,我去银行打印了相关凭证,准备着各种资料。
在岳父没有出院之前,我们没有再给他们工厂打过电话,而且他们厂里也没有任何人联系过我们。
出院之后,我便在律师的陪同之下,前往劳动仲裁那里提交资料,我第一次见刘波,是在仲裁法庭上,当时他们过来之后,仲裁的工作人员,首先进行调解,在事实面前,他们确认相互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因为当时没有认定相关的工伤等级,还需要再过一段时间去荆门认定,这样的话也要再等两个月,我们两个月之后,就再次去荆门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为八级伤残。
对方知道了这个结果之后,并没有吭声,等马上就要截至的时候,他们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希望重新鉴定,用来拖延时间。
那时候,我们其实也筋疲力尽,希望能早点地结束这个事情,他们的申请被驳回。
我们再此去仲裁的地方去调解,工作人员给他们讲清利害,说如果打不成一致,就只能判决。
后来终于达成了一致,然而事情并没算完,他们并不按照达成的协议进行赔偿。
那时候,我只觉得,一个普通的老人,如果不是有律师,骨折所有的东西只能自己承担,我便找律师,律师主张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才拿到了赔偿。
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经历将近半年的时间,对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很痛心,也看到了人性的冷漠。
在自己厂里的干了二十几年的老工人,确认劳动关系,只能去找政府,骨折了也只能找政府,没有政府为我们主持公道,我们一分钱的赔偿也拿不到。
每当回想起那段日子,我觉得人的心理压力都很大,但我后来就是为了讨回公道,我不在和对方赔偿多少钱。
金钱是买不回公道的,就这样的公司,我不知道和他们合作的企业会不会考察他们的诚信,每个人,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让自己不受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