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法国妻子,陪我来到中国农村,远渡重洋她无怨无悔,一生挚爱
由法国回到中国,我唯一的“捞洋”收获就是带回个金发碧眼的妻子。她全名为莫尼克莎,我却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莫东莎。
妻子在巴黎是为数不多的汉学爱好者,自称对黄河的兴趣比塞纳河大得多,尤其对中国那广袤农村有着强烈的了解欲。也许对东方那片神秘的国土太神往了,面对我这位徒有画家虚名浪迹巴黎囊中羞涩的“龙的传人”,竟慷慨大方地为我提供住宿和面包黄油,使我能悠哉游哉地漫步在卢浮宫大厅和蒙马特高地,追求我的艺术我的画。
在法国那段相处的日子里,她以法兰西的浪漫向我大抛红绣球,有别于东方女性的含蓄,容不得你作出反应便被热烈幸福的暖流淹没了。
莫尼克莎对法国男人的反叛和对东方男人的独钟,真是让我欢喜让我忧。喜的是回国后我的朋友都夸我有能耐。说:“永良这小子真了得,逛趟洋竟领回了电影里才见得到的漂亮洋妞。”所在辖区的一家报纸还派来了记者采访我们,确实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
忧的是我们的住宿却成了个大问题,我父母几十年来无声无息地栖息在单位早先分配的二居室里,我们原打算与父母同住一起,又见兄弟也正缺房急得办不成喜事,我做兄长的只好“高风亮节”了。
过后还真犯难:成全了兄弟,妻子该如何安置?当我惭愧地在妻子面前建议在城郊乡下租房时,殊不知妻子欣喜道:“乡下空气好,屋子宽敞,太美了!”我释然,乐不可支地携妻在乡下租了一家住房。
房东姓马,是位热情纯朴的中年汉子,在我们气喘吁吁往屋里一趟趟搬家具时,马哥俨然一副总指挥般,让老婆乔和刚生出绒绒胡须的儿子抬这搬那。莫东莎每提一件家什进院,身前身后总围着一群乡里娃娃。
莫东莎很喜欢这群娃娃,不时对他们顽皮地眨眼,或是弯腰“呀”地冲他们猛一骇,娃娃们便四散开来。搬完家,莫东莎取钱要酬劳马哥一家,马哥却好像受了侮辱急红着脸道:“瞧不起我们中国种田的是不?你搬我这里来咱们就算邻居了,没听说邻里之间帮忙要给钱的。”莫东莎耸耸肩,感到不可思议。
傍晚,还未待我们安顿好,马哥就嘱咐妻子乔叫我们过去。一进屋,映入眼帘的是一桌颇丰盛的酒菜,马哥为我们斟了杯“五粮液”为我们接风洗尘,我和莫东莎刚一杯下肚,莫东莎被辣得不住咳嗽。
乐得马哥脸溢红光像孩子似地手舞足蹈,“原来外国婆娘也是水做的呀!”乐罢,连连给莫东莎挟菜。后来,莫东莎伸大拇指用生硬的中国话总结“中国菜好吃,一桌菜怎么吃也吃不完,中国人酒量大,一仰脖味也没品出来就下肚了。”乐得马哥一家大笑。
生活在这样一个陌生又新奇的环境,使我们的心情无比畅快。每当晚上,我和妻子躺在乡村农舍,兴奋感使我俩的话比往日多了许多,常常彻夜难眠。尤其看到正堂那副很农村的风俗画,枣红的老式挂钟,一只灰褐色的小壁虎趴在雪白墙壁和屋角上空悬挂的几只蜘蛛,莫东莎快活地声称:找到了一种很中国的乡村情调,说睡在这种氛围里不由让人想起毗邻的象是水墨画一样起伏的青纱帐和其间时隐时现的乡舍农屋;说这种美景在高度发达的法国已经基本绝迹,而在中国中小城市的近郊农村里随处可见。
一个深夜,感觉屋外窗下有隐约的沙沙声,我与莫东莎正纳闷,一阵铁器的脆响划破了乡夜的寂静,随即,叽叽喳喳半大小子们彼此抱怨声透过薄薄窗户纸传到耳鼓。我和妻子释然,相视一笑,有意发出咳嗽声,刹时,便听见一群农村俯窗听房爱好者大失所望逃跑的脚步声……
待夏天到来,黄昏后,莫东莎拎个小凳,摇把芭蕉扇凑到当街乘凉的农民之中,听他们谈天说地聊家常。我劝她注意身份,进城找家有异国情调的咖啡厅夜总会在什么地方消遣一下。她却挺不高兴地提醒我:“我之所以住乡下,就是为了充分感受中国农民的民风。"
当街里,三群两伙甩扑克下象棋闲聊天汇成的纳凉长龙,一直延伸到村东头能看见汽车跑的国道边。白肤金发的莫东莎时常在这条纳凉长龙中穿梭,特别乐于同农民兄弟姐妹对话。交谈在笑声中开始,在笑声中结束。由于莫东莎的“磁铁效应”,马家这栋房子前有事无事总是像赶集,马哥索性把临街的墙壁凿开,搞了个冷饮铺,饮料销得很是热闹。
莫东莎偶尔也表现出她那法国式的作派和爱好。一天晌午,我睡罢午觉,扭脸一看,莫东莎不见了,衣箱被翻弄得乱七八糟。跑当院一瞅,好家伙,莫东莎身着件久违了的比基尼泳装,正躺在浴巾垫底的屋顶上惬意地进行日光浴。我的气又上来了,登梯上房斥道:“快收起你那松散浪漫的法兰西个性,这里不是浴场。”说完,喝令她收拾下房,她很听话,下梯时,还一个劲地给我示笑脸。
天下百姓的日子大都脱不开琐碎。例如每天买菜就买得我心烦。莫东莎却挎个竹篮乐此不疲。每每前往,我总不忘提醒她:“瞅你这副模样,留心小商小贩把你大刀阔斧宰了。”她却振振有词地反驳道:“把鲜花看得比面包重要的是我的父辈。现在法国人也学会斤斤计较了。”言下之意,她也不是“省油的灯”。
事实证明我的话是真理,同样的菜,一块钱能买上,妻子起码要花二块五,还属伪劣。于是我愤然出动,结果大抵半斤八两,莫东莎自然对我也是一番调侃。
马哥一家看我们不谙市道,经常拿些菜呀果呀地馈赠我们,说:“都是自家地产的,吃不完的。”我也礼尚往来,经常送房东些法国带来的小玩意。莫东莎尤爱吃马哥妻子送来的猪肉大葱馅饺子。
一次听说房东家又要开包,莫东莎竟大张旗鼓地架台小型摄像机到饺子现场录相,搞得马哥一家又是换新衣又是化妆的很是“隆重”了一番。当发现制作饺子的用料、王艺之简单远没有到动用摄像机的程度时,莫东莎不由赞叹道:“若是如此简单地制做法国餐简直不可思议,就是普通的法国快餐,没有十几道工序和配料也是做不出来的。”最后她叹感起来,“法国菜实在是一道费时费、料的膳食,不象中国菜那样既好吃又大众化。”
有时候,我问莫东莎:“你嫁给中国的我,又栖居在农村,不觉得委屈吗?”
她笑道:“生活在这里的感觉,就像天天吃饺子,虽然看起来平淡,但吃起来有滋有味。我喜欢这种中国式的农民生活。我还想写一本关于农民的书。因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农民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种田人。但愿这种最好不要随着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普及而消失了。”
我被法国妻子真挚的中国情结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