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军统内幕（30）我所知道的唐纵（四）

第三件使唐大伤脑筋的事，是警保合一的问题。

他虽处心积虑地想把警察和保安团队一起抓到手中，成为蒋管区后方镇压人民的强大力量，以博取蒋介石对他进一步的重用。实际上，却是困难重重，经常使他感到头痛。

1947年3月前后，国民政府正式通过法令，改组各省警务处，与各省保安处合并而成立警保处，但是，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唐的这一如意算盘，始终没有实现。

虽然他以警察总署长兼保安局长的身份，来执行这一改组任务，但仍旧行不通。

各省主席表面同意而暗中反对，他们采取拖延对付的办法，迟迟不肯将两处合并，而把保安处的实权仍旧抓在自己手中。

这是因为，各省主席都把这些保安团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放手。当时，保安团的经费出自地方政府，各省主席便以此要挟，说如果要将保安团划给警保处，便请中央负责经费。

民国地方保安团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唐纵为了实现将保安团划给警保处这一计划，于1947年六七月间，亲自跑到浙江、福建等省去商谈，希望有几个省能率先做到真正的警保合一。

可是结果到处碰钉子，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由警保处掌握各县的保安队。这一让步，也只是得到表面上的同意，实行起来仍是问题很多。

各县县长也同省主席一样，认为自己总得抓住县保安队这一点点实力才行。这样一来，各县又不断发生警察与保安队争权的冲突。

唐纵为了这些问题，时常弄到深夜都不能入睡，后来，只好拟具一个“警保自卫队职务划分办法”签报蒋介石，由内政部通令各省施行。

这个办法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主要是规定各县（包括省辖市）城区治安与清查户口等工作由警察担任；重要据点与交通线的保护，以及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或保安团对零星人民武装的“清剿”工作，由保安队负责。

对于乡村的防御和要道口出入行人的检查和乡村户口的检查，则由各地民众自卫队负责。

这个职务划分办法颁布以后，实际上，又恢复了过去“警保分治”的情形，因此，闹了许久的警保合一的计划无形中变成了昙花一现，只徒有空名，有些省，连这个名义上的合并工作也都没有实现。

第四件使唐伤脑筋的事是推行“警管区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

在警察总署没有成立之前，南京便已试行“警管区制”。这是利用警察对人民进行的一种特务统治办法，主要是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警管区”，每个区二三百户人家，每区设一警员，切实掌握住这个区的一切情况。

这个警员可以随时抽查户口或盘查区内居民，遇到可疑的人，可以随时配合各个区的派出所，进行搜查。

唐纵对这一制度极为重视，他上任后，便下令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推行。结果，又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强烈反对，参议员们认为，警管区制度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要求立即取消。

最后，弄到国民党的立法院也出来反对，说这种办法不符合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

唐纵只好去报告蒋介石，蒋认为，这种办法对肃清城市暗藏的共产党和维护城市治安有很大作用，便叫他坚持实行下去。

后来，立法院开会叫他去说明，指责他这种办法是“违法”时，他又不能把蒋介石这块招牌，抬出来作为挡箭牌，因为，蒋介石还要装出一副假的面孔。

唐纵只好硬着头皮说，警管区制实际上就是警察勤务制度的一种，只是使警察业务更加精密化的一项分工，采用警员也只是为了提高警察业务的素质等。

可是，有的立法委员仍不满意他这样的说明，仍旧要他取消这种侵犯人民自由的制度。

后来，他虽口头上答应可以考虑，实际上，却一直到全国解放始终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变本加厉地实行这一制度。唐纵逃到台湾后，仍把这一办法正式规定下来，不过一直还是遭到反对。

国民党军列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第五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警察不能免除兵役的问题。

唐纵上台后，提出了一个动听的口号，以说明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他到处宣传：“建国期间，警察比军队更重要。”因此，他认为警察可以不服兵役。

在这个问题上，唐纵完全失望了，也使他伤透脑筋。因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根本不是在作建国的打算，而是要坚决发动全国反共的内战。

打仗便要士兵，警察大多是适龄壮丁，许多人怕被征当兵而当警察，以为可以得到免役，但各省的征兵机关照样征召这些警察入伍。

当时，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办法，各省市的警察局纷纷请求总署解决这一问题。

唐纵最初也以为不成问题，正式函请国防部兵役局，通令各省军管区，一律免予征召现在服勤的警察入伍。

但是出乎意外，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要他通令各省警察单位，服从兵役机关的征召。

这时候，他唯一的法宝是找蒋介石，但是报告上去之后，许久没有批下来。

他直接又去找兵役局长徐恩平商量，也没有结果。弄了很久，才勉强达成一项协议，规定23岁以下的警官警察，仍旧要服兵役，只有23岁以上才准缓役，必要时，仍得应征。

他对这项规定很不满意，曾在保密局向许多人发过牢骚，说这样一来，谁还肯来当警察。

第六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重庆发生用小孩肉喂警犬的惨案。

唐纵上台后，一直是标榜警察工作要“科学化”、“现代化”。他提倡办案要采用科学办法，不主张老一套凭经验来进行调查判断，所以，很重视科学设备，提倡大量训练警犬。但没有料到，为了训练警犬的问题，又使他大伤脑筋。

事情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那时，南岸烟雨堡附近山腰上有一个专门训练警犬的单位，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因为口渴了想找点水喝，便跑进这个警犬训练所的厨房去找。

他见没有人，便想在锅内偷点吃的东西，不料揭开锅盖，他看到锅内正在煮一个被肢解了的小孩尸体，大吓一跳，便一路叫出来，附近的居民一听，连忙集合起来，准备冲进去看个究竟。

这个所的特务们听到喊声，一面把门关上，一面赶紧把锅内的尸体投入深井内。群众破门而入时，锅内已不见东西，便到处搜寻，结果，在垃圾中发现有些残余的骨头。

当时，正好有一个居民的小孩正在前几天失踪，便认定一定是被这些特务偷去喂了狗，立刻大哭起来。

在一声“打”的喊叫下，群众把这个训练所全部捣毁，所长徐某和几个“狗教官”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鼠窜，几十条警犬也被打的打死，跑的跑散。

群众对此仍不甘心，便请求重庆警察局逮捕这个所的特务法办，他们还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便找唐去骂了一顿，叫他派员查明严办。

那时，我正有事去重庆，唐便叫我去查明真实情况，我找了几个特务询问情况。据说，杀活人喂狗的事还没有过，有时因为牛肉贵买不起，挖出刚刚死去埋下不久的小孩尸体去喂狗的事却有过几次。

我去这个所里看了一下，只见房屋已被捣毁，无法进行详细调查，便根据特务们所告诉我的一点情况，回南京时答复了唐。

唐纵听完我的话以后，一直摇头，又把他那句经常用的口头禅搬了出来：“真伤脑筋！”他一边把我谈的情况，记在他的小笔记本上，一边向我说：“这些人太不懂事，为了省几块买牛肉的钱，做出这种事来，被人告到委员长面前，叫我怎样去回复呢？”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我所见到的唐纵“伤脑筋”的事实在太多了，顺便举出这么几件。其他类似的事还多得很，除了比这些更使他“伤脑筋”的事另行写出外，一般的就不再多举了。

1946年8月15日，警察总署正式宣告成立的这一天，许多保密局的工作人员，都被邀请参加它的庆典。

唐纵在讲话中，除再三强调建国时期警察工作的重要性外，并说今后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法规。

他说，中国自有警察以来已有40多年，都是仿照外国的一套办法，没有根据自己国家具体情况，作过什么长远的规划，各个时期各个地区都是自己搞一套，从来没有统一过。

他着重说明，警察的任务是维护治安秩序，除对一切犯罪分子作斗争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警察力量来巩固国家政权。

他公开提出，日本人被打垮以后，还有比日本人更可怕的敌人，时刻在准备和国民党争天下，这会比过去任何战场上的战斗更激烈，一刻都不可放松。

他反复说明，这是建国时期警察的中心任务，他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项重大任务，并要求每个从事警察工作的人都不可疏忽，他还请求与会的各方人士都要多多帮助。

唐纵在讲话中，还提出两句口号，说他在任期中，一定要做到“一文钱不浪费，一个人不浪用”。

在过去，军统局运用警察进行反共活动时，一般都是由各地区的区、站等组织通过所能掌握的警察机关去执行。

唐纵任警察总署署长后，便把这一任务统一起来，由他以“训令”、“通令”和“密令”指挥所有警察机关来执行。这就比过去力量大得多了，也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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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和谈期间，凡有中共机构的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和各省的警保处、警务处，都经常接到唐的密令，要求详细调查和监视这些地区的中共人员，随时向他报告情况。

我当时经常去这些大城市处理工作，当地不少局长、处长也同我谈起这一问题。其中，重庆警察局和刑警处为此，时常遭到唐的指责，因为，重庆的中共人员不少，警察局和刑警处都不易调查清楚，致使唐纵很不满意。

和谈破裂以后，蒋介石悍然不顾一切，下令遣送中共人员回延安时，唐立刻发出指示，命令各地警察局长切实认真执行，监督中共人员全部撤离，并认真查明是否仍有中共人员留下继续进行活动。

有一次，我到重庆，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和我谈过，说唐对此非常认真，曾密令叫他对留下的中共人员秘密逮捕，或强迫留下的中共人员自首。

唐在密令中还规定，这项命令要由各级主管亲自负责执行，不能作为一般例行公文看待，如执行不力要受到严厉处分。

1947年冬天，唐去南京召集各省市警察负责人开了一次“警政检讨会”，到有福建、江西、浙江、河南等省的警保处长严泽元、龚建勋、竺鸣涛、杨蔚等，和北平、成都、安庆等市警察局长汤永咸、刘崇朴、林超等共40余人。

在这次警政检讨会上，唐自己承认在和中共斗争方面，警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并引咎自责。

他说，他过去对这问题重视得不够，各地也放松了这一工作，因此表现不出一点成绩来。他强调，国共和谈业已破裂，中共是誓不两立的敌人，一定要竭尽全力配合前方军事行动在后方彻底消灭共产党。他一再说明，只有后方消灭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好，前方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蒋介石对于这种全国性的警察会议很重视，百忙中还听取了唐纵对他的汇报，并指示唐对出席人员转达他的期望，勉励这些人全力把后方治安工作做好，防止中共地下人员在后方各大城市的活动。

会议结束前，唐纵请求蒋召见出席人员，当面给以训示，蒋没有答应。据唐说，这是由于参加的人太少，蒋对此不甚满意。

唐纵原计划在1948年再召开一次全国警政会议，蒋介石马上批准，并指示一定要全国各省市的领导人亲自参加。于是，唐从这年春天开始就做准备。但是，由于蒋军一再惨败，这个会也随之烟消云散。

对于拥护中共的民主党派和反蒋人士，唐纵也是运用警察权力，尽力进行迫害和打击。

1948年我调到云南以后，得知云南人民在中共和民革的领导下，到处发动武装革命斗争，唐对此异常注意。

据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告诉我，唐纵曾三令五申叫他运用一切权力，配合中央驻滇军队，把云南人民武装部队消灭掉，不能让这个大后方不安宁。

邱开基在保密局云南站召开的公秘单位会报上，多次提出请求，希望云南站和其他在云南的军统组织尽力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

这年冬天，我去南京，唐纵对云南情况问了许多，他很不满意邱开基，认为这个人干劲太差，没有做出一点成绩，甚至连情况都摸不清楚，后来终于将其撤换。

在遣送中共代表返回延安不久，蒋介石又宣布解散民主同盟，唐的嗅觉很灵敏，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解散民盟之前，就先密令各省市警察机关，严密监视各地民盟组织的活动，并切实做好关于取缔民盟的各项准备。

当唐纵叫秘书拟好这个密令时，副署长酆裕坤还向他建议，暂缓发出，以免影响到对民盟的拉拢，因为，这时蒋介石正在要张群、吴铁城等拉拢民盟的某些领导人。

但是，唐纵的回答是：一定不会有结果，务必趁早叫各地作好准备，等到公开宣布解散的时候，一些人又会转入地下活动，那时困难就多了。

隔了几天，唐又拟出取缔民盟的一套办法，要求民盟成员登记自首，并规定，只要向警察机关自首登记后，不再参加民盟活动，便可不再视为民盟成员，政府可予保护；

如果拒不登记而继续进行活动时，即以不遵守宪法及违反“动员戡乱实施纲要”予以取缔，情节重大的立即拘捕。

蒋介石正式宣布取缔民盟后，唐便大吹其牛，说他早有预见，能抢先一步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他说：“这就是为领袖担忧分劳。”据说，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我曾好奇地问过唐，像这类问题，要是没有看得准，是不是会闹出乱子来？因为，一方面拉拢，另一方面又准备取缔，这不是增加麻烦，给别人一个借口吗？

他笑着回答我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种措施，不但不是增加麻烦，而是有利于工作。”

他说，这是对民盟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就范。反正是两条路，要么他们跟国民党走，要么跟共产党走。先给他们一点压力，跟了国民党之后，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不愉快。

如果拉不过来，也早已做好取缔的准备工作，以免临时手忙脚乱。这叫“制敌机先”之法。

不过，以后毛人凤告诉我，并不是唐纵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也不是他有胆量敢先来这一手，主要是他从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人口中，先了解到拉拢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一定会弄到取缔这一步。

所以，这是唐纵由于先了解了情况，才敢抢先来了这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