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强奸”12名女同学被判10年，出狱后申诉却被告知：没这回事

虽设开封府，难遇包青天。不见六月雪，谁信窦娥冤。

这世道总是难料，而人心更是难测。都说大千世界迷人眼，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眼花缭乱，可光怪陆离的人性与各色不一的皮囊，岂不是更扑朔迷离？

法治社会里，我们享受权利、履行责任，虽在条框里，但好在安居乐业。

有法庭的制裁，有律法的保护，我们才能够有“生而平等”的勇气。

但是谁又能想到，在坚决维护法治的当下，还有人蒙受了超40年之久的冤屈，至今也无法翻案？

一位名叫汪康夫的79岁老人，遭受了十年的牢狱之灾，出狱后竟得知当年控告自己的当事人，自己都不知内情！

自此，汪康夫踏上了长达43年的申诉之路，但却屡次失败，不闻结果。

这其中究竟隐藏着哪些人的胆大包天、视若无睹、又是哪些人的毫不作为、尸位素餐？

在汪康夫被扣上“强奸罪”这顶大帽子之前，他还是江西省吉安市莲花县小学的一名教书先生。

1959年，汪康夫18岁从莲花中学毕业，在那个年代，从乡镇里走出来还能混得一纸文凭的，当属是意气风发、少年得志。

经由学校分配，汪康夫得以来到莲花县琴水小学教书，工作稳定，薪酬可观。

汪康夫本人是十分热爱这份工作的，虽然每天打交道的都是小学五年级还不太懂事的孩子，可是汪康夫乐意沉浸在教育的乐趣里，也享受着教书育人带来的莫大的成就感。

汪老师的课堂生动有趣，学生对他爱戴尊敬，这是学校里的领导与任课老师都有目共睹的。且私下里汪老师与人竭诚相待、情礼兼到，这是挑不出有什么毛病。

所以，不论是事业还是待人，汪康夫都得到了周围人百分百的认可与喜欢。

也因此，在1966年汪康夫被人突然带走审查之时，大家都表示惊诧不已、难以置信。

那是1966年5月16日，24岁的汪康夫在琴水小学教工宿舍休息，正当他假寐打盹之际，门口传来一阵喧哗，三五个社教工作组人员门也不敲，径直闯入室内把汪康夫强行带走。

而那时那刻的汪康夫，以及当场目睹的同事、领导、学生，并不知情汪老师所犯何事。

直到被逮捕关押了一周之后，汪康夫才明白，一顶莫须有的“强奸”罪名扣在了自己这个清清白白的文人身上。

逮捕他的工作组人员给汪康夫出示了多份证明其罪行的材料，其中包括《关于琴水小学教师汪康夫猥亵、诱奸女学生的调查汇报》、《关于汪康夫强奸女学生的调查汇报》，以及《关于汪康夫犯罪行为的调查情况》等。

这些材料总结为：

汪康夫自1964年起，便采取治病、找学生谈话、指导作业、买票看戏以及教学游泳、带学生上山砍竹子等各种理由，对女学生进行猥亵与诱奸！

根据这些材料、证明，公安处最初认定的是汪康夫强奸了12名女学生，罪大恶极。

后面经过莲花县人民法院的复查，一审判定汪康夫强奸女学生2名，威胁女学生10名。

让汪康夫强奸罪板上钉钉的证据，要属来自他班上的两名学生——洪仔妹与尹福珍，所亲自画押的揭发书。

就这样，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汪康夫是百口莫辩，有理也说不清了。

在二审的法庭上，汪康夫虽然遭受唾弃，但是他仍旧不卑不亢地在委托宣判笔录上写下：我没有强奸女同学。

期间，汪康夫对于法院、公安局以及工作组所扣上的强奸罪名都感到莫名其妙。他曾要求知道案件的细节，毕竟他连自己到底“强奸”了哪两名女同学都不清楚，如何让他认罪呢？

可是对于汪康夫合理的请求，法院却告知：这属于隐私案件，事实不需要那么清楚。

从一审到二审，从工作组到法院，汪康夫的罪行细节一变再变，时间线更是理不清楚，这本就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

但是审查人员却对此漠不关心，仿佛罪行与否全靠自己一张嘴就能定下，法官个人说是就是，实在令人气愤不已！

汪康夫就仿佛掉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他想要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却被告之那不是稻草，而是毒药。

莲花县人民法院判处了汪康夫有期徒刑十年，他24岁大好的青春，于1966年被拷上枷锁。

汪康夫讲：我的人生只过了24年。

不要认为这又是文人的满腹牢骚、夸大事实，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闭塞的信息与交通条件下，唾沫与偏见的确是能够淹死人的。

汪康夫家中没有兄弟姐妹，他入狱之后便只剩下父母二老。

先前，汪家因为出了一个文化人还备受村里乡亲的羡慕，可这些也并不妨碍汪康夫因“强奸”坐牢之后，他们接踵而来的歧视与戏谑。

两位辛勤劳动半生的父母，被吊打、被批判，被没收财产、被扫地出门……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心理上的压力更无处诉说。

1976年，34岁的汪康夫服刑完毕回家，家中却穷得连他吃饭的碗筷也没有，还是临时添置。

并且，汪康夫的苦难还远不止步于此。

在他回来后不久，汪父便因病缠身、卧病在床，而连吃饭都成难题、家徒四壁的汪家，哪里讨得出钱给汪父治病呢？

汪父没有去过一天医院，也没有吃过一颗药，硬生生把自己耗成了病入膏肓，拖了三个月羸弱的身子，最后撒手人寰。

汪康夫回忆父亲去世那一天：

父亲临终前嘴里念叨着想喝一口鸭汤，这着实让汪康夫为难，因为他们家当时穷得连一只鸭也买不起，而他让人避之不及的身份也无法去邻居家借一只鸭子。

所以汪康夫只好装作没听见，看着父亲最后还在吞咽着口水，死前连一个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汪康夫心中如同千万匹野马奔腾而过，呼啸的野风抽得他心脏发疼。

母亲也没能逃过命运的鞭笞，因为小小的痔疮病没钱医治，最后拖延成为尿毒症，饱受疾病之苦而去世。

双亲的离世让汪康夫仅剩的那点儿光也消失了，34岁的他没有婚配，平日里下田务农，不管寒冬炎夏总是带着大大的帽子。

他以为，帽檐能够遮住流言蜚语、异样的目光以及不堪的往事。

可是这些碍眼的误会、诬蔑、歧视、压迫，又怎么可能是一顶帽子能够抵挡得住的呢？

想要摆脱让人窒息压抑的现状，唯有申诉证明清白！

自从被判刑起，汪康夫就没有停止过申诉的念头，他是文化人不是法盲，他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尊严，做自己的守擂者。

在牢房中，汪康夫千万次问自己、回忆自己，是否真的有没意识到的举动冒犯了女同学？导致女学生无法分辨才指认了自己为“强奸犯”？

可是最终的答案都是——没有！

他确定，自己的行为没有不妥，甚至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一分一秒的“流氓”过。

出狱后，汪康夫不间断地向上级部门写信申诉，要求重审查这桩旧案。不过寄出去的信最终都如石沉大海，汪康夫没有得到有用的回应。

因为并不知道当年案件的内情与细节，汪康夫决定另择出路，写信询问当年的“受害”女同学。

其实做出这个决定，汪康夫自己是犹豫再三的。因为自己“强奸犯”的过去，女学生也都结婚生子，他怕自己的出现，会给别人的家庭造成影响甚至误会。

不过，这也是汪康夫破釜沉舟的最后一个法子了，所以就算是南墙，他也得头也不回地撞上去！

令汪康夫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询问信相比起申诉信得到的收获简直翻番，大部分收到信的女学生都写了回信，这让汪康夫看到希望。

而拆开信，汪康夫却得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信息——当年的受害人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受害人！

是的，包括当年被法院认定判罪的被“强奸”的女学生：洪仔妹与尹福珍都不知道她们参与了这桩案件，更不清楚内情与前后发展。

洪仔妹在信中写道：

“接到您的来信，我感到非常奇怪，真是祸从天上来，不知是谁在埋怨和害我。”

尹福珍如是写道：

“当年我只有12岁。两名女老师找到我，让我交代汪老师对班上女生的不轨行为。我当时就说没有。我真的没说过被你强奸，我愿意去法庭作证。”

是的，汪康夫一路询问到这里，案件的来去就已经基本明晰了，这分明就是无妄之灾！是故意泼脏水！

另外有一位指控“猥亵”的女学生李莲欣写信回复：

“汪老师被捕之后，学校里有两位老师便不断找班上的女生谈话，要求她们写检举材料，要是不会写就相互抄。”

“当时一位老师将我关在办公室，说是必须交代问题才放我出去，我只好照着抄了两行，当时我把‘奸’字抄错为‘歼’，还是那个老师修改的。”

了解到此，汪康夫当时心里的喜悦远没有荒凉来得强烈，他的半生光阴，他的美满家庭，他的意气风发、鲜衣怒马，全部毁在了别人的恶意陷害里面，他怎么开心得起来？

就算翻案，他措施的几十年青春又如何能够重来？他的那些辜负、遗憾、错过也并不能圆满。

如今，他申诉的唯一想法就是：我想要清清白白离开人世间。

汪康夫收集了与当年案情相关人员的证明，不断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不过他的请求却如同是踢皮球一样，被反反复复地驳回、敷衍。

没办法，汪康夫只好借助媒体的力量，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他的冤屈，提供力量。

五年前起，便有多家媒体对汪康夫的事情进行的报道，“被害人”洪仔妹以及尹福珍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愿意出面为老师作证。

不过，有了八方助力的汪康夫似乎也没有看到希望。

1999年，萍乡中院驳回了汪康夫的申诉，理由为：串通被害人否认原检举。

今年，江西省检察院驳回汪康夫的申诉，理由为：一审、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处理适当。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有罪，而我需要用一生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因为四十多年的申诉，汪康夫忙碌在各种道路上，搜寻着任何一条可以帮助自己的通道，他还没有放弃。

中年的时候，他做着一个月300块钱的代课老师的工作，勉强糊口。

家庭的清贫是无法改变了，他惟愿自己能够摘掉“强奸犯”的帽子，让父母安息、让自己安慰、让儿女安全。

如今已耄耋年纪的汪康夫决定继续向上级提出申诉，只要自己还有力气，便要做出一厘的努力。

接下来汪康夫的路要何去何从，他的结果是喜是悲，我们无法预料。

只希望，早日真相大白，莫让大众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