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一案三尸，你不知道的大案！

本文出自公安月刊《啄木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1949年3月15日晚，解放半年的济南特别市发生了一起三命疑案。

这起案件的现场，在一家名唤“祥元馆”的饭馆里。祥元馆位于旧时被济南人称为“四大马路”之一的经四路上，是一家只有一个门面、店堂仅能容纳八副四人座头的小饭馆。不过，这家小饭馆的年头儿可不短了，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已开张。

道光皇帝在位三十年，即1820年至1850年，就算祥元馆是在道光挂掉的那一年开张的，到本案发生时，提一提脚跟就能跻身百年老字号的行列了。

祥元馆的老板姓史，名春悦，饭馆传到他手里已经是第四代了。史春悦深得祖辈真传，一手鲁菜炒得别具一格。“别”在哪里？史家祖传厨艺的特点是擅用廉价代用品，市面上哪样食材价高，就会以其他相对价低的食材替代。

史家的规矩是“店不欺客”，在店堂张贴了告示，跟食客讲明某几道菜肴是使用了代用品的，所以价格便宜。奇的是，寻常食客品尝下来，使用代用品的菜肴跟使用真食材的并无两样。名声由此传播开，加之价格公道，以及人们天生的好奇心，生意一向很好。

本案发生时段，由于战事，史春悦执掌的祥元馆也进入了低谷。解放以来的头两个月，饭馆勉强保本，直到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后，人心渐稳，新政权又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经济，人们的收入增加了，这才逐渐开始好转。

这种由时局变化导致的生意起落，史春悦并不在意——从清朝道光年间至今，中国本是多事之秋，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庚子之乱，祖辈都撑过来了，史春悦本人则亲历过辛亥革命、北洋及抗战时期的动荡，照旧做他的生意，祥元馆的所有规矩一成不变。

之所以说到“规矩”，是因为其中有一条跟本案有关——

祥元馆自开张以来，即宣布“夜不驱客”，也就是晚市（不是夜市）没有规定的打烊时间，食客来用晚餐，坐下后点了酒菜，随便你吃到何时，半夜离去也可，待到天明也罢。由于馆子小，食客有限，祥元馆向来都是由史老板亲自掌厨，另雇两个族亲一个学徒帮厨、跑堂、杂务兼带结账。人手少，一天活儿干下来自是辛劳，遇到吃饭时间长的食客，老板伙计也不陪着他们，食客申明不再添置酒菜后，即结账会钞，然后锁上后堂包括伙房的门，留下店门的挂锁，关照食客尽兴后自行离去，只要把店门锁上即可。

这种做法，就像上面所说的使用替代品食材一样，只有祥元馆敢想敢做，别说济南，就是山东全省只怕也无第二家仿效。

“夜不驱客”是祥元馆生意稳定的另一保障。而本文中的三个被害人，就是因祥元馆“夜不驱客”的规矩，让凶手钻了空子，落得“三命呜呼”的。

据祥元馆东伙称，三个遇害的食客系祥元馆的熟客，每月总要来祥元馆一两回，都是晚市光临，几乎每次都要把挂锁留给他们代为锁门。

这几个人很君子，每次走前都会把用过的碗碟杯筷等收拾在一起，凳子放入桌下，然后才关灯锁门离开。这天也是这样，三位约齐了来祥元馆喝酒，海阔天空聊得甚是投机，晚上八时许，史老板和伙计准备下班时，这三人还没有结束的意思。于是，照例在结账后把挂锁往旁边桌上一放，道声客官慢用，咱们先走了，回头麻烦把店门给锁上，明儿见！

其实这哥儿仨并不是天天光顾祥元馆的，所谓“明儿见”不过是客套话。哪知，次日天还没亮，史老板东伙几个还真跟这哥儿仨见面了。不过，这时看到的已是三具僵硬的尸体，更吓人的是，他们的右耳朵竟然都不翼而飞！

最早发现祥元馆出事的是一个姓马的中年男子，此公是中学体育老师。马老师教体育，自是非常注重自身锻炼，每天早上出门跑步，顺带遛狗。他养的是一条纯种日本军犬，那是抗战胜利时从侵华日军在济南这边的一个军犬训练基地弄出来的，给起了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名字，曰“倭败”。当时这条狗不过七八个月，如今已经五岁了。

祥元馆店堂里三具躺卧血泊中的尸体，就是这条狼狗发现的。

这天早上，马老师带着“倭败”，照例沿着固定路线晨跑。狼狗已经训练得能跟主人绝对配合，不必语言指令，只要吹声口哨，它就能明白马老师的意思。

所以，跑步时通常都是将其项圈上的皮带解下来的，它会在主人旁边亦步亦趋。可这天却是例外，“倭败”经过祥元馆时，突然从马路窜向人行道，直奔饭馆紧闭着的门前，稍稍一嗅，吠叫不止。

马老师不知何故，但相信狼狗不会无故乱吠，估计祥元馆里面有啥蹊跷，便过去查看。

饭馆大门紧闭，铁栓鼻子上扣着那把大挂锁，里面灯火全无，一片漆黑，即使凑近店门两侧外装铁栅栏的窗户往里看也看不出什么。

马老师出身武人家庭，其祖上数代都是久走江湖的镖师，到他这一代，保镖不行了，但武术还是传承下来，一并学到的还有江湖经验。

当下，他把皮带扣上狼狗的项圈，牵着继续跑步。不过，目标改了，没回家，而是去了附近的济南特别市公安局第六分局向警方报告。

接待马老师的夜班警员老朱是个留用人员，当时正准备下班，对这种类似道听途说的情况反映不以为然。不过，他不敢表现出来。一是解放后新政权公安机关纪律严明，二是这马老师的拳术在泉城颇有名气，社会上凡是跟江湖搭得上界的人士，不管白道黑道，对其都比较客气。

所以，老朱向马老师表示感谢，当着马老师的面往管段派出所打了个电话，请他们派人到祥元馆看看。马老师也重返祥元馆——因为是他反映的情况，他要了解究竟。

马老师是和接到电话后赶来的两个派出所警员同时到达现场的。这回狼狗也不嗅门缝了，直接上前用爪子挠大门，边挠边叫。

警员一看便知情况有异，二话不说，从路旁捡了半块砖头，抬手就把窗玻璃拍碎了。顿时，一股浓烈的血腥气扑面而来！这时天色已明，凑近窗口向里面张望，三具尸体赫然在目！

一案三命！派出所警员哪敢处置？也处置不了。其中一个连忙截了一辆路人的自行车，疾赴六分局报告。

六分局的值班领导是分局长陈昌奉。陈昌奉是1929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七年，建国后撰写过一本影响颇大的畅销书《跟随毛主席长征》。延安时期，他出任过陕北公安处警卫员训练班主任、延安公安局科长、公安分局局长等职，是一位资深保卫工作者。

陈昌奉首先给市局打电话报告案情，放下电话，即带领值班警员赶赴现场。在等候市局刑技人员过来时，先向闻讯出门看热闹的邻里了解情况，得知祥元馆店主史春悦就住在附近，便命派出所警员前往传唤。史老板慌慌张张赶到时，市局刑技人员已经在进行勘查了。

当天午前，济南特别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决定，由市局第二科和六分局刑警队共同组建专案组，负责侦查这起恶性刑案。专案组正副组长由吴冰琨、杜志坚分任，五名组员石守相、张大庸、衣景新、钱尚礼、齐宝乐都是从市局第二科和六分局抽调的。

李士英指定市局二科副科长郭宜春、六分局局长陈昌奉对专案组的侦查工作进行督导。郭宜春系山东潍坊人氏，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参与组建成立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第二大队，曾任指导员、沂水县第四区区委书记、县公安局长、中共鲁中南区公安处处长，济南解放后，担任济南特别市公安局二科（稍后升格为处）分管刑侦的副科长。

下午，专案组举行首次会议，郭宜春、陈昌奉到场，听取专案组长吴冰琨汇总现场勘查及被害人的一应情况。

从清晨到现在，专案组长吴冰琨一直在忙碌。现场勘查结束后，他走访了三个死者的家人，然后回市局向刑技人员了解现场勘查情况，午后，又去找法医了解尸体解剖情况。

老吴是江苏松江人氏，十三岁随父母移居上海。父母是天主教徒，他上的是教会中学。三年下来，文化成绩一般，有两样倒是出类拔萃，一是英语，二是体育。他的英语口语水平，已经可以去外滩跟任何一个操英语的洋人流畅对话；体育方面，他是上海市中学生运动会中短跑、跳高奖牌获得者，公共租界举办的拳击大赛青年二组亚军、摔跤季军。初中毕业后，学校见他对继续读书似乎不感兴趣，正好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来学校招收巡捕，就将其推荐了。租界警务处的英国官员跟他一番交谈下来，又让随行的巡捕与其小试了几下拳击摔跤，也不折腾什么初试复试了，当场拍板录用。

吴冰琨在巡捕房刑事部干了五年，对侦查刑案颇有心得。又因故跳槽去法租界待了一年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开上海，前往南京。除了当侦探，他别无其他特长，经人介绍进了日伪南京市警察局做了一名刑警。1944年初，他开始跟中共地下党接触，为党组织提供情报，利用刑警身份掩护、营救地下同志，为运送根据地紧缺物资提供便利条件。由于表现突出，一年后被吸收入党。抗战胜利后，其中共党员身份暴露，组织上紧急将其调往山东根据地从事公安工作。济南解放后，调至市公安局第二科下辖的刑警队任职。

以老吴的这番经历所形成的思路，今天上午这么一个圈子兜下来，心里已对现场作了一番模拟推演，他的情况汇总显得别具一格，不但完整，而且还原了案子发生的过程——

昨天傍晚六点多，三个被害人来到每月都会光顾的祥元馆用餐。跑堂根据他们平时的习惯，将其安排在店堂中间右侧一副座头上。

跑堂对这三位老食客的口味了如指掌，询问并无变化之后，照例招呼在厨房掌勺的店主史春悦：“来了双金（指三人中有两个姓金）三位老客，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哎！”

史老板于是吩咐帮厨宰鱼杀鸡烹猪蹄，另准备几样热炒菜肴的主料、配料，自己动手切了一盘熟牛肉，配上细盐、蒜泥，连同两斤散舀高粱酒让跑堂先端上去。

这三位老食客把两斤高粱酒喝去一半时，店堂里的食客只剩他们一副座头了。待跑堂把其他桌上的残羹冷菜收拾干净，墙上那口老式挂钟正好敲响八点。

这时，三人起身，一声“账来”，跑堂便奉上账单。他们随即掏钱会钞，但并不告辞。跑堂手脚麻利地把店堂里侧那两副靠墙座头移至正中，并成一副座头，然后把原先那副座头上的剩菜端至临时拼成的座头上。

几乎与此同时，史春悦从厨房端出一个硕大的紫铜火锅，放在双拼桌子中间，招呼跑堂送上一应火锅食材、蘸料，学徒则把一盘馒头、两个灌满开水的热水瓶、三个瓷杯、茶叶罐以及店门的大挂锁放在旁边一副空座头上。

史春悦冲三人抱拳作揖：“三位先生，敝号老规矩，兄弟失陪了。恕罪！”

三人还礼：“史老板请便！”

根据刑技人员在饭馆门闩上提取到的指纹推断，史老板东伙离开后，跑堂所喊的“双金”之一金大吕即把店门上了闩，然后，三人继续喝酒吃菜。

据向死者家人了解，这三个老食客以往在祥元馆聚餐，一般都会在十点钟前结束，偶尔因为兴致高，或者需要商量的生意上的事情比较复杂，一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也会延迟些，午夜回家也是有的。有一次干脆都没有回家——实在太晚了，三人把店堂里取暖的火炉加煤捅旺，趴在桌上打盹儿，至天明方才离去。

法医根据死者胃内的食物残渣推断，三人一直待到十点过后还没有停止吃喝，桌上遗留的火锅食材、蘸料和高粱酒还有不少，说明饭局尚未结束，也许还会持续一两个小时。

这个判断跟死者家属的说法相符，三人中的“双金”是一对嫡亲兄弟，都已成家，当天傍晚他们离家出门时都曾对家人说过，今晚商量的事情比较重要，是一笔大生意，估计回来得晚些。

十点过后，凶手来了。不过，四邻八舍都说未曾听见有人敲响祥元馆的店门，也没听见过高门大嗓呼喊开门的声音。

所以，凶手很有可能是通过轻叩窗玻璃的方式引起三个食客的注意。三个食客做出了反应，被害人之一解仲逵（那副双拼座头和餐具上留下的指纹表明，他所坐的位置离门口最近）便去窗口查看，然后，就开了店门——根据指纹留在门闩上的不同位置，可判断出是上门闩还是开门闩。

其时已是夜深，有人来叩窗户，解仲逵能够把大门打开让来人入内，说明他们（至少其中一个）应该是跟来人熟识的。

那么，会不会是预先约好对方会在这个时间过来谈事儿的呢？这个，吴冰琨认为不太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会在祥元馆东伙离开之前，要求提供来人的餐具，可能还会增加两样菜肴。但他们并未这样做，所以，来人应该是不速之客。

三个食客都是背部挨刀殒命，现场没有发现挣扎、搏斗的痕迹，甚至根本没有站起来，就坐在座位上被凶手一刀夺命。由此判断，三人的右耳是死后被割下来的。

尽管凶手作案时戴着手套，离开时用饭馆的拖把一路倒退着拭去了脚印，但从上述“刀创都在背后、无挣扎搏斗痕迹、都是坐在座位上被一刀夺命”的情形判断，凶手应该不少于三人，因为三个食客不可能老老实实心甘情愿坐在座位上挨刀子。

说到这里，需要交代三个死者的基本情况了——

三人中的“双金”是一对嫡亲兄弟，年龄分别是三十岁、二十八岁，名字分别叫金黄钟、金大吕。兄弟俩的名字连起来是一个成语，本意是形容音乐的庄严、和谐。

从这两个名字上看，“双金”该是出身于喜爱音乐的家庭。确实，他们的父亲是早年留学德国的海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主业是贸易，音乐是其业余爱好。他有一副好嗓子，男高音，曾在教堂担任唱诗班领唱。老金在抗战后期因“涉嫌反日”被日寇杀害。当时，黄钟、大吕两个儿子已被老爸带出道，子承父业，干的也是贸易——西药批发商。

三个食客中还有一位，名叫解仲逵，三十七岁，西药经纪人。解在老金在世时是老金的长期合作者，曾为老金介绍过不少上下家生意。

老金被日寇杀害后，当时已经在经营一家西药房的“双金”也上了日军宪兵队的黑名单，是解仲逵把他们悄悄送出城躲到郊区乡下的。

人是安全了，西药房却给宪兵队查封了。一段时间后，宪兵队长换人了，“双金”这才回城。西药房自然没法儿再经营了，就在解仲逵的帮助下做起了西药批发生意。

按说，有这种人生经历的解仲逵和“双金”，夜晚是不会贸然让人进入店堂的。估计外面叩窗之后，解仲逵之所以肯开门，很有可能当时在窗外露面的只有那个他们熟识的家伙，其他凶手则隐在视线死角。

店门开启后，一伙凶手涌入，三人本该做出反应。“双金”学过西洋拳击，解仲逵也是练过武的，而且自幼顽劣，久经街头斗殴战阵，据家属反映，上周还在酒后跟人干过一架，以一敌二完胜。

可是从现场桌椅来看，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反抗，“双金”两个站都没站起来。由此推断，解仲逵去开门后，直接就被来人逼回原位，乖乖坐下了。因此，吴冰琨认为来人不但持刀，而且手里有枪。

然后，凶手就下手了。现场痕迹以及死者的倒地姿势表明，三个被害人均未做出反应。这就不能用“持枪威逼”的理由来解释了。

三人未被捆绑、四肢能活动、嘴巴可以呼喊，眼见得性命不保，哪怕仅仅是条件反射，也要挣扎一下的。之所以连挣扎都没有，应该是另一个原因造成的——欺骗！

结合三人随身钱包、怀表、钢笔不翼而飞的情形来看，凶手在杀害他们前对其实施了抢劫。这种抢劫应该是比较“温和”的，老吴推断大致上是这样一幕——凶手用枪逼住三个目标，喝令他们把身上财物掏出来放在桌上。

三人照办后，为首案犯称怀疑他们有隐瞒，让同伙搜身。于是，其余案犯持刀分别站在三被害人背后。说时迟那时快，随着为首案犯一个暗号，尖刀直捅三人背部。

法医解剖认定，三人均死于从背后刺入心、肺、肝脏器的刀伤。“双金”兄弟一个挨三刀，一个挨两刀；解仲逵挨了四刀。

对创口的检验表明，凶手使用的刀具并不相同，有的是双刃匕首，有的是单刃匕首，还有无护手的小攮子以及弹簧水果刀，一共有四五种之多。这也印证了老吴之前对凶手人数的判断。

创口有深有浅，这不仅仅是刀具的长短不同导致的，还有用刀手法的差异。看得出，其中至少有两人出刀不够果断，有拖泥带水的痕迹。

案犯劫财的收获并不如何可观。吴冰琨向死者家属了解到的情况是，“双金”和解仲逵昨晚的聚餐，不是正式谈生意，而是为了一桩即将进行的西药交易聊一个基本构想，不必下定金什么的，所以三人随身携带的钱钞有限。

初步匡算，三人身上的现金（北海币）折合银洋，合计不过二十多元；即使加上“双金”的手表、钢笔和解仲逵的那块怀表，总计也就一百多银洋。

对此，吴冰琨感到有些不解，如果案犯事先得到消息，专为劫财而来，就这点儿收获，却要背上三条人命，似乎太不值当了。

还有一个细节也使他困惑。解仲逵平时一直使用一块西铁城老式怀表，但这天除了怀表，左腕上还戴着一块手表。

解仲逵已故的父亲早年是钟表修理匠，他少年时一度对修钟表产生过相当的热情。其父有心栽培，教得很上心。

解仲逵学了两年多，已经能够轻松修理寻常钟表，如果让他在街头摆一个钟表修理摊，自食其力肯定没问题。但后来他的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了，也就很少折腾钟表了。不过，老父传授的技艺是忘不了的。

再者，正式踏上社会后，他发现这门手艺可以帮他结交朋友、化解矛盾，成为西药掮客后，他一直帮助朋友、客户义务修理钟表，花在这方面的时间比谈生意少不了多少。

案发这天，他出门前刚刚帮一个朋友更换了一块手表的发条。按照修表的规矩，往下应该测试走时是否准确，他就随手把这块表戴在手腕上了。按说，案犯若是为劫财而来，应该把这块手表也劫走才对，可不知怎么的，人家竟然没下手。

因此，吴冰琨认为，案犯的作案动机不是抢劫，而是本案中最残忍血腥也最令人发指的情节——割耳！

二、动机难寻

吴冰琨的这个判断，得到了在场大多数刑警的认同，但也有几个刑警有不同意见，其中包括两个经验丰富、在泉城小有名气的老刑警。

他们说抗战前济南黑道作案比较邪门，有一伙匪徒作案后——特别是劫财杀人案件，为转移警方侦查视线，灭口后偏偏要挖眼睛、割耳鼻或者砍去手脚，弄得跟仇杀似的。

抗战爆发济南沦陷后，这伙匪徒不知去向，再没任何消息。一晃十余年，这次的祥元馆凶案，会不会是这个团伙又冒出来了？

到场主持案情分析的陈昌奉、郭宜春交换了意见，说咱们这是案情分析会，既然是分析，就要考虑到各种可能性，请大家不要拘束，踊跃发言，想到啥说啥。

讨论一展开，一干刑警又发现了更多疑点——

如果案犯是盯着正在祥元馆喝酒议事的“双金”和解仲逵的财物下手的，那很难说他们是一伙专业劫匪，甚至对于抢劫作案很是生疏，在“物色抢劫目标”这一最初环节上都没做好，连及格分都够不上。

他们选中的目标虽说是商人老板，而且从事的是当时紧俏的西药批发和中介，但三个受害人那天随身所携财物有限，事后分赃，估计个个都会有一种“此番折腾不值”的感叹。这一点，之前吴冰琨已经想到。再加上实施抢劫时竟然漏掉了解仲逵的手表，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现场相关痕迹显示，案犯中那个叩窗招呼解仲逵开门的家伙，显见系解仲逵的熟人，跟解的关系可能还不错，因为解仲逵对其不设防，叩窗一招呼就为他开了门。

如此作为，似与一伙有枪有刀有胆量的强徒的作案风格不合。通常说来，既然匪徒认识解仲逵，那为什么不干脆上解仲逵家去下手呢？解仲逵家里就夫妇两口子，十七岁的女儿年前已经出嫁。据吴冰琨等向解妻了解，解仲逵虽然只是一个无店面无执照闲云野鹤般的西药中介，但这一行收入颇丰，其家财积累已达数千银洋。这一点，料想那个叩窗熟友不可能不知道。因此，专案组倾向于排除这伙案犯的劫财动机。

继续往下捋，那就是害命了。掠去三个被害人的随身财物，不过是顺手牵羊之举。按照之前吴冰琨的推断，案犯极有可能以刀枪威逼，让受害人把身上财物取出后放在桌上，这应该是事先策划好的用来蒙蔽受害人以防其反抗（一旦反抗就会闹出动静，惊动邻里）的作案手法。

待到趁被害人猝不及防下手后，就顺手把桌上的财物一并掠入囊中了。案犯这样做，可能也有转移公安机关侦查视线的用意。

再往下讨论，侦查员面临的问题就是：案犯为什么对每个受害人都连捅数刀，而且可能除了那个持枪者，每个案犯都下了手？这一点，再加上割耳，一干刑警就把作案动机跟仇杀联系起来了。

吴冰琨走访死者家属时了解到，死者之一解仲逵的已故父亲、钟表匠出身的“解记钟表店”老板解宏祥，系济南有名的“尚武济天道”的三大谋士之一，江湖上将其排名第二。老解长期为该帮与其他帮会的械斗争利出谋划策，跟多起针对帮会对手的暗杀、纵火、绑架案件有关。江湖人士的一致看法是，如果后来解宏祥不是死于日本宪兵队之手，也活不到现在，肯定会被对手干掉。

解妻告诉刑警，其公公死于日本宪兵队之后，亲族操办丧事时，就曾有几拨黑道人士登门，当众声称，“解钟表”（这是解宏祥未发迹前坊间对其的称谓）人死了，但跟咱们的事儿尚未了结，当初他为“尚武济天道”出谋划策危及吾等家眷亲族友人，按照道上规矩，咱们少不得也要照样奉还。但他此次命丧日本人之手，咱们都是中国人，也就不趁机落井下石，给汝一干家眷亲族雪上加霜，待日后再作计较！

专案组刑警认为，很有可能是时隔五年之后，那话头发作了。当年那几个黑道角色或者其后人，因局势变化或将离开济南，所以想把这笔账给了结了，便纠集起来策划实施了这宗命案。至于连“双金”一并杀害，可能是出于灭口之需。

根据上述分析，专案组形成了侦查思路：从帮会关系入手，调查解仲逵亡父以前的江湖恩怨，重点是曾经得罪过的帮会对手，此为其一。其二，把解宏祥死后办丧事时上门威胁的那些黑道家伙挖一下，作为涉案嫌疑人予以调查。第三，那个叩窗招呼解仲逵开门的案犯，应该是解仲逵的熟人，不但熟谙解氏的日常活动轨迹，而且在业已起更的深夜轻而易举就能使解仲逵放松警惕，把门打开放其入内，足见解对其非常信任。对于解仲逵这种活跃在济南西药业生意圈里的经纪人来说，能跟人建立起这份信任，应该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也应该能落在旁人眼里，留下印象。因此，有必要将此作为一个突破口。第四，对赃物、凶器进行布控。

专案组七名刑警分为三拨，分别负责第一至第三方面的调查，第四方面对赃物、凶器的调查，专案组已经无人可派，就以市局名义向全市七十一个派出所下达协查指令，由派出所安排警员在各自管段内进行布控查摸。

前三个需要调查的方面，重点是第二个，即1944年解家办丧事时那几个登门威胁要实施报复的家伙。根据分工，这方面的调查由专案组长吴冰琨率领刑警衣景新、齐宝乐负责。案情分析会上，包括对专案组进行督导的陈昌奉、郭宜春在内，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获得突破的口子。

之前吴冰琨走访解家了解基本情况时，曾问过解妻冯氏，那几个发出威胁的家伙是哪个会道门的。冯氏是个无业家庭妇女，妇人之间聊家长里短能够高谈阔论，但对男人世界的江湖恩怨却是一片空白。眼下吴冰琨、衣景新、齐宝乐二度登门，解家又出现了当年的一幕。一干亲朋好友闻知噩耗，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协助布置灵堂，操办丧事。

在刑警看来，这是他们了解冯氏回答不了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机会——此番前来吊唁或协助办理后事的那些人中，肯定有一部分也参加过“解钟表”的丧事。他们中不乏老江湖，应该说得清这个问题。

下午三点多，吴冰琨等三刑警前往解宅。这时，其他两拨刑警已经出发了。吴冰琨三个之所以走得晚些，是在翻阅那本吴冰琨从市局社会科借来的《济南概况》，了解济南会道门的基本情况。

这是济南解放前几个月，中共济南地下市委遵照华东局的指令收集整理的一本介绍本地社会情况的册子，尽管制作简陋，但对于接管济南旧警察系统的我方军代表来说，却是一本颇受欢迎的资料汇编。该册子内容详尽，对济南三教九流的介绍准确到位，受到了山东省委社会部的好评。吴冰琨是资深刑警，但在济南不过工作了半年，对当地情况只能说是一知半解。跟他一拨的那二位情况也差不多，都是老区来的接管同志，以前从事过公安工作，但对济南的了解基本是一张白纸。

因此，老吴说咱们先临阵磨下刀，把济南会道门的情况快速熟悉一下，哪怕是囫囵吞枣呢，好歹跟别人打交道时接得上话。

三人做了个把钟头的准备工作，弄清了死者老爸解宏祥所任谋士的那个帮会“尚武济天道”的底细。

这个组织在济南地面上也算是老字号，是清朝同治年间创办的，其创始人穆湘人系太子太保、山东巡抚丁宝桢的戈什哈。

同治八年，慈禧太后的宠宦安德海违反祖制，在未带任何公文的情况下擅出宫禁并借机敛财。八月初二，安德海行至泰安境内，被丁大人派出的由亲信戈什哈穆湘人督率的骑兵逮捕，押解济南，于八月初七将安德海就地正法。安氏长期倚仗慈禧太后作威作福，民愤颇大，百姓拍手称快，“丁宝桢诛安德海”遂成为一段佳话。后来，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穆湘人未曾跟随，留在济南以经商谋生。穆湘人武艺高强，喜欢习研技击，就组织了一个团体，名曰“尚武济天道”。

“尚武济天道”在穆湘人及之后三代执掌之下，纯是研习武术的帮会。韩复榘出任山东省主席后，安置其手枪旅一彭姓军官担任该帮会掌门，自此，帮会的性质就变了，经常参与各会道门之间的争斗，引起了那些老理事、老会众的反对。

彭掌门大怒，拔枪拍在桌上——若论徒手较量，即便单打独斗，他也绝对不是眼前这些人中任何一个的对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脸皮彻底撕破，那就无可挽回了。次日，多数老理事、老会众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声明集体退出，跟“尚武济天道”再无瓜葛。

“尚武济天道”自此大换血，解仲逵的老爸就是在这当口儿被朋友拉进来的。因他工于心计，被理事会视为智囊。不久，抗战爆发，韩复榘率军逃跑，济南失守，稍后，韩被蒋介石在武汉枪决。韩军逃离时，彭掌门宣布退出军界，留在泉城，一心研习国术，不再过问其他。不过也有人说，他是奉韩复榘密令留在济南从事情报工作的，不知真假。反正日军占领济南后，没听说彭掌门跟日伪方面有什么来往，但也不曾研习国术，依旧热衷于跟其他帮会争财夺利。

由于靠山老韩已倒，原先那些武功了得的老会徒也已离开，“尚武济天道”实力不再，只好搞些由解宏祥等谋士策划的歪门邪道。老解在智囊中虽然排名第二，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点子都是他出的。那些吃了亏的对手自然对老解恨之入骨，但一时也奈何不了他。

最后，估计是有高人幕后策划，借日本宪兵队之手除掉了解宏祥。抗战胜利后，原本就已在走下坡路的“尚武济天道”别说“济天”了，自顾也没法儿周全，省警察厅为完成取缔“日伪余孽”的指标，随便加了个罪名，就把他们给端了。

当下，三刑警到了解宅。解仲逵的遗体已由亲友雇了一辆大车接回，搁在灵堂正中。解妻冯氏认出为首这位就是上午来过的吴同志，就把夫家亲族中一位年岁不到五十但辈分颇高的男子向他介绍了，说这是咱家大爷，从郊区赶来主持丧事的，上次我公公出事，也是大爷主持的。

此公不卑不亢向吴冰琨行礼，语速不紧不慢，口齿清晰，说在下姓解，名翼翔。说着已经拿出三张名片，礼数周到地向三位刑警一一奉上。一看便知，这是熟谙套路的老江湖。吴冰琨跟他聊下来，方知这位解翼翔是青帮中人，五年前解宏祥丧事上那两拨登门威胁的会道门人士就是他接待并劝退的。解翼翔记忆力惊人，时隔五年，他跟那些人素不相识，就打过那么一回照面，竟然把对方的姓名绰号、外貌体形、嗓音腔调以及帮会身份记得清清楚楚，当下一一道来。

于是，刑警就掌握了那两拨对象的基本情况——

第一拨来了两个，是“一贯道”的，一个名叫储济庭，江湖绰号“储老祖”，是“一贯道”的点传师，据说装神弄鬼有一手；另一个名叫牟云天，绰号有点儿冷门，唤作“闷声不响”。据解翼翔回忆，此人有一张白净脸，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目光阴沉，一看便知是个肚子里做功夫的角色。

第二拨来了三个，是“天运金船圣会”的会徒，为首那个名叫史九斤，江湖绰号“一声吼”，据说嗓门儿甚大，曾有在人耳边狂吼一声使人家的听力基本丧失的纪录；另外两个是其徒弟，分别叫庄银富、刘林涛，出道不久，尚未闯出什么名头，所以还没有绰号。

至于其他情况，解翼翔就不清楚了，只是说那些主儿事后没再来聒噪过，他在外面也没听说过跟这话头相关的传闻。三刑警又向解翼翔问明了当年操办解宏祥丧事时有哪些江湖朋友前来吊唁，得知一共有十七人。

这十七人跟解宏祥还真是真正的哥们儿，这次老友之子遭遇不测，他们在闻知噩耗后立即作出了反应，此刻在场的共有十三位，那四个没到场的，两个已经病殁，两个早已举家离开泉城，自此断了音信。

在解宅前空地上用油布临时搭起的帐篷内，刑警把到场的那十三位聚合起来开了个座谈会。与会者很健谈，人人发言，聊了不少，但只有江湖和会道门的信息，并无任何跟破案有关的直接线索。

之后，吴冰琨三刑警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对上述两拨对象进行了调查——

经与《济南概况》中所载帮会内容核对，这五人中只有那个“一贯道”点传师“储老祖”储济庭榜上有名，其余四个没能进入奉命收集相关情况的我方地下情报人员的视线，估计在江湖上都属无名鼠辈，不值一谈。

正常说来，这种小角色的信息即使有人提供，在汇总情报时也会被删除。否则，那本《济南概况》得印多厚？不过，专案组侦查员却觉得，越是这种无名鼠辈，涉案的可能就越大。

据解宅座谈会上所获得的信息，当年那两拨人闯入丧事现场向解家发出威胁之事，乃是泉城江湖上的一桩新闻，引起了黑道热议。黑道“主流”已经对该行为有了基本统一的看法：不管干这桩事的人属于哪个会道门，都不能代表其所在堂口的立场，只是其个人行为，哪怕他们打着各自堂口的旗号也不例外。

座谈会的出席者之一、十三人中年龄最大的原“尚武济天道”账房先生周锦清回忆说，解宏祥为本门策划的所有行动，并没有针对“天运金船圣会”和“一贯道”的。如果说闯丧事现场的那几个人确实与解宏祥有什么过节，也只是他们的个人私利因“尚武济天道”的什么行动受到了损害，也就是说，纯属私人恩怨。

而且这些人都是无名鼠辈，受到损害的程度也不一定怎么严重——“尚武济天道”虽然江河日下，毕竟是江湖老字号，其对手也都不是寻常之辈，没必要自降身份对这些没名没号的小角色下狠手，至少没涉及纵火、强奸、凶杀这三类恶性案由，否则江湖上早就传开了。

所以，周老先生觉得，上述几人涉案“尚欠理由”。老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其他与会者的赞同。但刑警不能因为这种推测就放弃对这条线索的调查，正副组长吴冰琨、杜志坚交换意见后，决定先把那两拨人在案发当晚的活动情况逐个捋一遍，看他们是否有作案时间。

刑警先是根据《济南概况》上的记载，去了“天运金船圣会”总部，那里原是一座破旧祠堂，抗战胜利后，被该会施展强横手段以很低的价格半抢半买地盘了下来。不过好景不长，济南一解放，新政权命令“所有会道门一律停止活动”，该会因而立刻消停（后来死灰复燃出现大动作，被我警方扑灭，列入大案名录，官方史籍有载）。总部只留下一个日夜驻守的老头儿，听力似有问题，不知是不是被那个“一声吼”史九斤弄的。刑警问了一阵，不得要领，只好去了管片派出所，从一个留用老警员那里打听到史九斤的下落。

可是，按图索骥找上门去，一见面刑警心里便凉了半截！怎么呢？史九斤已经中风八个多月，半身不遂，言语不清，早已不是当年的“一声吼”了。这等模样，料想跟案子没有关系，但刑警还是要问一问当年他闯入解家丧事现场的原因。

不料，这家伙脑子也不大好使了，听着只是摇头。向家人打听，都说不清楚那事儿。再问另外两个闯丧事现场的徒弟庄银富、刘林涛，倒是答得上的，说那两个原是郊区陈家庄的农民，是一对姨表兄弟，拜了史九斤为师加入帮会后才进的城。解放后，帮会停止活动，两人已经回乡种庄稼去了。

吴冰琨、衣景新、齐宝乐三人随即前往陈家庄，顺利找到了庄、刘。两人确实已经还原为农民，一副庄稼把势模样。问他们最近在干什么，都说打自去年10月中旬从城里回来后，一直在种庄稼。

那么，前天晚上离开过村庄吗？两人说就在村里待着呢，晚上玩牌，玩到半夜，外面下的夹大仙（黄鼠狼）的套子夹着了一条狗。于是牌也不打了，几个人一起动手剥皮开膛，弄来两瓶烧酒，吃喝到鸡鸣时分方才各自回家。

刑警让民兵队长把另外两个打牌的青年唤来一问，证实庄、刘所言不谬。又查看了那张剥下来的狗皮，终于确认这二人与本案无涉，只好无功而返。当然，没忘记顺口问一下当年闯丧事现场的用意，对方的回答使刑警哭笑不得——史九斤听说“一贯道”的“储老祖”去解宅如此这般威胁了一通，迅速被人誉为“明大义，讲江湖”，寻思何不仿效，也可为自己扬个小名气，就叫上两个徒弟前往了。

三、案件升级

上述调查，耗去了整整一天时间。次日，吴冰琨三人启动了对第二个目标即“一贯道”点传师“储老祖”储济庭的调查。

“一贯道”的历史不长，但在旧中国的影响颇大，其组织遍布多个省份，其成员数量惊人，而且其中有为数不少的旧政权党政军警特等机构的官员或者眷属，有的还被特务机构掌控，成为特务机构的外围组织。

其时新中国尚未成立，对“一贯道”这类组织没有明确定性，已解放地区如何对待该类组织也没有统一的规定。不过，像济南这样的中心城市，且是“一贯道”活动的重点区域，我方是比较重视的。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一贯道”组织属于反动会道门，也没有取缔或告诫其停止活动，但要求“一贯道”骨干分子须向公安局登记。本案侦查期间，“一贯道”还在民间进行活动，不过，“储老祖”却好像已经消停了。

上午，三刑警赶到储济庭担任点传师的“一贯道”坛口——位于铜元局后街的一个资本家遗孀段氏的花园洋房寓所，发现有二十来个徒众在聚会。

听说刑警是来找“储老祖”的，一干人露出惊讶的神情，面面相觑，但没人吭声。吴冰琨把段氏唤到一旁，问这是怎么回事。段氏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专案组长，吞吞吐吐地问：“您三位真是公安局的同志吗？”

吴冰琨暗忖，他们三个虽然穿着便衣，但并非化装侦查，即使寻常老百姓也能一眼看出他们是公家人，这婆子为啥有此疑惑呢？看来，只是口头上申明公安身份还不够，于是，就亮出了证件。段氏有初中文化，看来也有些社会经验，当下伸手接过证件，翻来覆去查看一番，这才双手奉还，然后揭晓谜底——

储济庭早在半月之前就已经被公安局抓去了，就是在段氏这里被带走的。那天，段氏正在和人打牌，储济庭突然登门，说有点儿私事要说一下。落座后，段氏刚给他倒上咖啡，便衣就闯进来了，问明储济庭的身份，当即就把他铐走了。段氏追出门去，问他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抓人。便衣答称是市局的，至于为什么抓人，你不必知道！

刑警终于明白这一干“一贯道”徒众刚才为何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了。半月之前，市局来人逮捕了点传师储济庭，吴冰琨是市局第二科社会股（刑警队）领导，如果储是刑警队抓捕的，他肯定知道。但是，他对此一无所知，那料想必是市局督察室抓的——济南作为华东地区首个解放的省会城市，我方接管旧警局后建立的一应科室的称谓与现时的意义不同，比如督察室，现在是管警纪的，那时的职能却是政治保卫。

吴冰琨寻思，这里既然是储济庭所在“一贯道”分支的堂口，是否知道跟储济庭一起闯解家丧事现场的那个绰号比较冷门的家伙——“闷声不响”牟云天呢？继续询问段氏，三刑警都有一种感叹：这个堂口看来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不但有被政保部门逮捕的“储老祖”，竟还有日本特务牟云天！

这个“闷声不响”牟云天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长期在济南潜伏。1943年，他奉命混入“一贯道”。由于赞助了一笔不菲的金钱，一加入就被点传师储济庭拉在身边，不便安排“一贯道”的例行职务，就给了个“助理”的头衔。

抗战胜利后，牟云天不露声色，继续待在“一贯道”。但不知怎么，让“军统”山东站侦知了其底细，逮捕后押解南京了。这是1946年1月间的事儿，至于押解南京之后如何，段氏这干徒众就不清楚了。

三刑警随即去了市局，吴冰琨先向二科领导郭宜春报告了调查情况，要求跟督察室联系向已捕人犯储济庭外调。公安局内部的活儿，隔部门如隔山，即使一个部门通常也互不知晓对方在侦办哪个案子。所以，这就不是由郭宜春打个电话或者写一纸条子就办得了的事。按照规定，需要第二科向市局领导递交书面报告，领导批准后再跟督察室联系，经督察室领导批准后，方可去市局看守所提审储济庭。

有刑警提出，这一拨就储、牟两个目标，都已有着落，可以认定没有作案时间，是否不必提审储济庭了？吴冰琨说既然已经找到储的下落了，还是去看守所走一趟吧。

储济庭是个颏下留着一绺焦黄色山羊胡子的小老头儿，江湖绰号虽是“老祖”，却并无半点儿道骨仙风之形，一眼看去还稍显萎靡，不过，说话声音倒中气十足。他告诉刑警，其被捕并非因为他是“一贯道”骨干分子，而是跟抗战期间混入“一贯道”的日本特务中村有关，这个中村，也就是牟云天。

抗战胜利后，“军统”将中村逮捕，押解南京，后来听说并未法办，而是摇身一变成为“军统”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特工。济南解放后没几天，那主儿化装潜入泉城，半夜登门找储济庭聊了一阵，聊的都是济南解放那几天的情况——储济庭当着“一贯道”点传师，每天去段氏那边的本门堂口待上半天，跟一干徒众接触，社会上的情况知道的比较多。

那天晚上，他跟中村说的就是这些情况。天明后，中村就走了，自此再也没见过面，也没听说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直到这次市局便衣把他请进局子，他方才知道中村其实是奉命前来建立外围特工组织的，而储济庭已经被任命为该组织的首领，国民党“保密局”已经为此专门建立了档案。

然后，储济庭就开始叫冤。刑警说你先别扯这个，当初“尚武济天道”的解宏祥死于日本宪兵队之手，你带着牟云天闯丧事现场威胁家属，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一问，储济庭马上又叫起了撞天冤。原来，解宏祥的被捕是中村捣的鬼。当时储还不知这主儿是日本特务，只觉得这个江湖绰号“闷声不响”的“助理”话语不多，能量却不小，“一贯道”堂口遇到什么问题，只要他去外面转上一圈，总能顺利解决。

现在想来，中村应该还受命跟其他几个喜欢闹事的帮会如“红枪会”、“银刀会”、“十三股帮”有接触，因为他曾让储帮他牵线搭桥结识那三个帮会的首领。

一次中村请储济庭去饭馆喝酒，“十三股帮”总舵主李度也到场了。席间，李度说起“尚武济天道”，可能之前曾吃过解宏祥的亏，对其恨之入骨。三天后，解就被宪兵队逮捕，次日即被杀。然后，中村就跟李度做起了结拜兄弟。解宏祥的尸体被家属领回后，是中村向储济庭提议去解宅看看。途中，中村说以“老祖”您的身份，过去总要有个说法吧，否则容易惹人议论。两人商量下来，决定威胁几句。这就是闯丧事现场的由来。

3月18日晚，专案组开会汇总案情。之前定下的四路调查，包括全市十一个公安分局、七十一个派出所对凶器和赃物的布控，均没有任何发现。相比之下，还是吴冰琨、衣景新、齐宝乐这一路调查到的情况算是最有价值的，至少排除了史九斤和储济庭的作案嫌疑。

那么，往下应该如何进行呢？一番讨论后，众侦查员形成一个观点：目前还看不出三命疑案跟江湖黑道仇杀有什么直接关系，不如暂时搁置一旁，先盯着“案犯之一必跟被害人解仲逵熟识”以及“赃物、凶器”这两点查。

这两个方面，应以前一个为主，后一个为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前一个方面的形成因素已经固定，只要把解仲逵生前那些熟友反复梳理，总有希望发现线索。而后一个方面则存在很大的变数——如果案犯不急着销赃，布控就不会产生效果；而那几种作案凶器又缺乏特点，在民间散布很广，调查起来非常不容易，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于是，专案组对调查分工重新作了安排，五名刑警扑在调查解仲逵生前的社会关系上；两名刑警负责跟全市分局、派出所联系，参与赃物布控和对凶器的查摸。

计议定当，吴冰琨说时间不早了，大伙儿抓紧休息，明天上午按照分工各自行动就是，不必再来集中了。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次日上午，吴冰琨接到市局领导电话，命其与副组长杜志坚立刻前往市局。

这个电话来得不寻常。按照常规做法，跟专案组联系的应是督导专案工作的市局第二科领导郭宜春。可是，郭宜春没来电话，来电话的是市局副局长凌云。这段时间，由于市局政治保卫部门督察室正副主任唐劲实、张洪范调往徐州市（当时徐州隶属山东省）分任市公安局正副局长，组织上让分管政保的凌云副局长兼任督察室主任。

按说，专案组正在侦查的这起大案并非凌副局长分管的，而现在却是凌副局长电召专案组正副组长过去。吴冰琨禁不住心里嘀咕，难道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吴冰琨、杜志坚两人一路把自行车踩得飞快，抵达市局大门口刚下车，门卫室警卫已经迎上来了，说里面打电话通知了，让他们直接去督察室。

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确切地说，应该是组织上获得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内部情报。

当时，山东省的另一重要城市青岛尚未解放，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这个重要情报，就是在青岛从事秘密工作的一位同志获取的，只是，这时尚无法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这位无名英雄的代号是“鲅鱼”，年龄、性别、职业、籍贯等一概不清楚。根据其送出的这条绝密情报的内容推测，“鲅鱼”可能是中共打入“国防部保密局”山东站的内线，或者虽不是内线，但有条件接触到山东站的敌特。这条绝密情报的内容，和专案组眼下要侦破的三命疑案有关——

3月17日，有一个来自济南、不明身份的神秘旅客乘火车抵达青岛（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之间的铁路交通依旧维持，但火车的终点站在青岛郊区，旅客下车后须自行解决前往市区的交通问题；从青岛往济南的回程火车也是如此）。搭乘载客马车进入市区后，此人去了市警察局，不知跟接待的警察嘀咕了些什么，稍后就由警察局派了一辆小吉普将其送往“国防部保密局”山东站（山东站原驻济南，去年济南解放前迁往青岛）。

此人向“保密局”山东站递交了一封密函和一件封得严严实实的物品。落款为“暗杀团”的密函称，来人系济南一伙“有识热血志士”自发组建的“鲁济勘乱建国团”派遣的信使，冒死从济南潜赴青岛，求见“国防部保密局”驻青岛机关长官，为的是报告他们成立这个特别团体的情况。

该团体的主要宗旨是，拟在“沦陷区”策划实施以暗杀中共党政军领导为主兼带爆炸、纵火等破坏活动，故又称“鲁济暗杀团”。“暗杀团”已于日前正式成立，目前有十七名成员，均系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计划进一步发展扩大。密函要求得到党国的支持，希望“国防部保密局”将“鲁济勘乱建国团”正式列入编制，给予经费、武器及相应器材，并指派行动专家对团体成员进行诸般行动技术的培训。当然，若是直接指派资深特工专家担任“暗杀团”的长官，那是再好不过了。

密函还称，眼下国共斗争紧张激烈，组建“暗杀团”非常容易引起误解。按照特工这一行的规矩和防谍反谍之需，“保密局”必然要对他们报告的上述情况予以严格审查。

为缩短审查时间，尽快获得“保密局”方面的认可，“暗杀团”决定递交“投名状”。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已于3月15日夜间采取行动，对在济南市经四路老字号饭店祥元馆内喝酒的三名食客（附有姓名、年龄、职业及家庭住址说明）予以“密裁”。分别割下三死者耳朵一枚，作为“投名状”奉上，以向党国表示“其志之坚”，云云。

“国防部保密局”山东站对上述情况大感意外，这种事儿抗战时由戴笠执掌的“军统”据说曾遇到过，但抗战胜利“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就再也没听说过。眼下党国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有这种情况冒出来，当然是一桩大好事。但兹事体大，不是山东站能拍板决定的，不可能当场答复这个信使。所以，接待特务与其作了一番谈话后，就将其打发走了。

当天，“保密局”山东站即举行有七名校级特务参加的专题会议研究此事，决定将一应情况上报“保密局”总部，由总部定夺。

“鲅鱼”的这份重要情报是以急电方式向华东局社会部发送的。华东局社会部收到该情报后，连夜传达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社会部，自然立刻就惊动了主持山东省委社会部和济南市委社会部工作的李士英和凌云。

这两位资深保卫工作专家连夜研究后，认为该情报的真实性不容置疑——祥元馆三命疑案中被害人的一应情况跟情报显示的相关内容完全一致，遂决定立刻组建专案班子进行侦查，要求尽快破获“鲁济暗杀团”，赶在这伙反革命分子再次作案前将其一网打尽。

专案班子包括两个专案组。第一专案组由济南特别市公安局督察室侦查股（当时称为“侦察股”，稍后升格为科）四位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侦查员许嘉新、黄筠、祝希雨、袁力组成，另将之前负责调查祥元馆凶杀案的市局、六分局联合专案组组长吴冰琨调入，担任该组组长；第二专案组由原市局、六分局联合专案组原班人马（除吴冰琨外）组成，原副组长杜志坚担任该组组长。

专案一组驻市局，二组仍驻六分局。一组负责对“鲁济暗杀团”的核心调查，即那个赴青岛主动找“保密局”山东站递交密函和投名状，要求“为党国效力”的信使，须以最快速度查明其人的下落，暂不惊动，严密监视，顺藤摸瓜查明“鲁济暗杀团”的内部情况，一举破获这个反革命团伙；二组负责外围调查，按照之前拟定的调查方案继续进行下去，全力追查那个跟解仲逵熟识的案犯，以及对赃物、凶器的布控查摸。

两个组的工作互相之间不通气，组长吴冰琨、杜志坚直接接受市局副局长兼督察室主任凌云的领导，并按照要求汇报侦查进展情况。

四、兵分两路

往下关于侦查进展情况的交代，就得“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了。

当天，专案二组在赃物布控方面获得了突破——

济南市第六区中大槐树街（今中大槐树南街）上，有一家只有半个门面的“薛氏钟表”。店主薛鼎是个腿脚不便的瘸子，四十来岁，济南本地人氏，以前在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的手枪旅当兵，据说能双手使枪，百发百中。1937年冬，日军进攻山东，韩军与其进行了当时著名的“血战德州”战斗。薛鼎下肢负伤，自此残疾。伤愈后，为谋生计，发挥自己双手灵巧的特长，自学维修钟表，开了一家钟表修理小铺。

薛鼎以前在手枪旅时，喜欢结交江湖朋友，伤残改行做钟表匠后，自有朋友光顾生意。“薛氏钟表”渐渐就在道上有了些名气，除了维修钟表，还暗中做起了出售新旧钟表的买卖。自然，买进卖出的货色均是来路不明之物。日伪警察局和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警察局中，有些刑警跟黑道有勾结，或者干脆就是黑道角色，再者，以前人家“薛双枪”在韩大帅的手枪旅效力时，跟警方也经常有来有往，因此，明知薛鼎收赃销赃，也就故意眼开眼闭。济南解放后，薛鼎的钟表小铺还开着，生意也还不错，江湖弟兄黑道朋友依然偷偷前往销赃，只是做得隐蔽些了。

其时薛鼎的社会经验已经修炼得炉火纯青，江湖级别“老”到骨灰级了。新政权的公安机关对赃物布控得很严，经常有留用刑警前往“薛氏钟表”，叮嘱他留意赃物。薛鼎对寻常警员根本不放在眼里，有时管段派出所有着接管干部身份的所长、分局军代表什么的去布置赃物布控方面的工作，他也敢阳奉阴违，警方还拿他没办法——这主儿是老江湖，寻常训诫治他不了。

抓他吧，历史反革命算不上，他虽是韩复榘手枪旅的资深枪手，但一直就是一个士兵，连班长也没有当过，论成分撑足也只能算是旧军人。找个茬儿说他包庇小偷拘他？不是不可以，但人家是残疾人，真的进去了人民政府就得养他，还得派其他人犯伺候他。犯得着吗？所以，别说派出所了，就是分局对他也没奈何。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鲁济暗杀团”大案侦查工作零的突破，竟然就是这个薛鼎发挥了作用！

这天上午十时许，管段派出所新民警小周骑着自行车经过“薛氏钟表”，忽听一声吆喝：“停车！你过来！”小周不知何人在吆喝，也不知是在叫谁，照旧蹬着。薛鼎大恼：“姓周的小警察，唤你呐！没听见还是怎么的？”

小周这才知道被吆喝的对象是自己，当下掉转车头来到钟表铺前，正要问有啥事儿，薛鼎先开腔了，用的是旧军队长官对士兵发号施令的口吻：“你给你们陈局长捎个话，就说修钟表的薛师傅请他过来一趟，跟他说点儿事。”

这口气有点儿大，小周自然要问是啥事儿。“啥事儿？你这种小警察也配知道？”

小周暗恼，可面对这个难缠的主儿又不好发作，便回所里向所长报告了。所长说这薛瘸子一向很牛的，他要求捎话，咱给他捎到就是。于是，真的就往分局打了电话。

薛瘸子说的陈局长，就是第六分局局长、老红军陈昌奉。当天早些时候，他已经接到市局通知，与原祥元馆三命疑案专案组另一督察领导郭宜春一起听凌云传达了组织上关于调整专案组辖属事宜的指示。

此刻，得知薛鼎要见他，估计对方可能有什么线索要提供，当下也不去考虑自己已经不担任该案专案组的督察领导了，立刻叫上一个部属，两人骑上自行车直奔薛鼎的钟表铺。

薛鼎见陈昌奉亲临，那份架子终于收敛了些：“听说政府在布控查赃物，我这里有一块表，局长您有兴趣的话可以拿去瞧瞧。”

陈昌奉一看是块老式西铁城怀表，心里一动：三命疑案布控的赃物中的确有一块这种品牌的怀表，也是六七成新旧。那是死者解仲逵的。

记得专案组汇报案情时侦查员提到过，据解仲逵之妻冯氏称，老解前年从旧货摊淘得一块日本西铁城怀表，他是钟表世家出身，识表，知道这块表虽然旧，却是一块好表，这价也开得便宜，遂掏钱买下。拿回家后自己打开怀表后盖，在内面留了一个暗记。

陈昌奉让薛鼎拧开怀表的后盖，一看，果然有一个特殊的暗记！

临末，薛鼎还说了一个小插曲。他收下这块怀表后的次日清晨，从家里过来正要开门营业时，忽然来了一个一看就是小混混儿的小子，称想买一块便宜些的怀表，英纳格、西铁城什么的都可以，式样老些也没关系。薛鼎听见“西铁城”三字，寻思难道昨天收购那块怀表时，正好被这小子从铺子前经过扫溜着了，猜是收赃，现在是来打秋风的？当下便恼了，几声喝骂就把那小子撵跑了。

专案二组接收了这块怀表，也获悉了薛鼎向陈昌奉报告的全部内容。他们当即去老解家核实，终于确认这是本案的一件赃物。这乃是警方自3月16日开展侦查以来获得的第一条实实在在的线索。遗憾的是，当时刑警只顾盯着这块怀表，却忽视了薛鼎最后说的那段小插曲——这是后话。

怀表得到确认后，二组刑警石守相、张大庸受命往下进行调查。陈昌奉拿到这块怀表时，已经向薛鼎询问了来路，得知是一个名叫秦宝德的青年男子拿来的。石守相、张大庸两人便根据卖方留下的地址前往管段派出所了解秦宝德的情况。派出所说管段里有这人，是个私立小学体育老师。秦宝德出身城市平民家庭，其父是自由职业者，母亲无业，小秦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姐姐都已出嫁。小秦本人结过婚，其妻是同一小学的同事，济南解放前夕跟人私奔了，不知去向。这人平时比较老实，历史清白，没参加过任何党派组织及会道门，也不善结交朋友，日子过得谨慎太平。

刑警请派出所找个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也不会惊着他的理由，悄悄把秦宝德传唤来所接受调查。

一会儿，小秦来了，还带着户口本——派出所通知他的理由是，接受他一个多月之前提出的关于注销其私奔妻子户口的申请，让他来办理手续。手续倒还真的给他办了，不过根据民政部门的规定，还须登报声明跟其妻解除婚姻关系。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新婚姻法还没出台，只能延用解放前的惯例。

秦宝德见这事有实质性进展，非常高兴，一迭声道谢。这时刑警已经在一旁待着了，待他谢过刚要起身告辞，被按住肩膀请他暂缓，说还有事儿要麻烦你一下。说着，刑警把那块怀表放在他面前。

秦宝德交代，前天一个学生的家长送给他一张戏票，说外埠来了个新冒出的角儿，都说唱得不错，有朋友送来几张戏票，给秦老师一张。小秦对看戏不感兴趣，但他还是收了下来，不想去看，寻思去退了吧。傍晚，就去戏院门前把票退给了等票的观众。正要离开，不知从哪里窜出一个十七八岁肤色黝黑的青年，对方从怀里掏出这块怀表，在他眼前飞快地晃了一下，用目光询问，意思是：要吗？

没等小秦反应过来，那青年另一手已经伸出了两个指头。小秦从来不跟这类人打交道，对江湖暗语暗号绝对陌生，不知什么意思，只有怔怔地看着对方。

那小子一指路边，两个指头扯着他的衣角将其引至行道树下，悄声道：“这是东洋货，便宜点儿卖了，两块大洋，付北海币也行。别看是旧的，您听听这声音，嚓嚓嚓走得多欢！”

小秦是有手表的，瑞士梅花，走得很准，外形也好，因此并不想另置一块。但对方报出的价格实在太吸引人了，暗忖如果收下后转手出售，那不是可以小赚些许？两三块大洋总有的，遂决定买下来。不过，他身边只有一点儿零钱，就让对方随其回家去取。

就这样，他把这块猜测必定来路不正的怀表买了下来。昨天中午，他抽空去附近经四路上的“薛氏钟表”一转手，果然赚得折合三块大洋的北海币。

石守相、张大庸两个当场做了一份笔录，让秦宝德签了名，盖了手印。电话请示组长杜志坚后，严令其守口如瓶随传随到，就让秦宝德回家了。

往下，就是找那个在戏院门前销赃的上家黑小子了。杜志坚对留用老刑警钱尚礼说，老钱，我寻思这活儿交给您去做最合适了。

钱尚礼四十岁出头，打自十八岁考入北洋政府山东省会警察局以来就干刑侦，虽然始终是底层警员，也没有过因其发挥的关键作用侦破了哪宗大案的记录，但他在泉城地面上人脉颇广，手头掌握着若干个铁杆耳目。所以，杜志坚派他查摸那个在戏院门口销赃的贼头狗脑的目标。

果然，老钱头天接任务，次日下午就打探到了消息——那个销赃的主儿名叫陶阿龙，是个扒手。别看只有十八岁，人家可是见过大世面的资深扒窃从业者。

陶阿龙出道确实早，他是自幼就被父母遗弃的苦孩子。父母是何许模样？自己是怎么被遗弃的？小时候住在哪里？等等，他一概没有印象。从四五岁记事起，他就跟着一个老叫花（以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认知判断，那叫花子当时估计不会很老，最多中年而已）。十余年后回想起来，他估计那个老叫花很有可能是个职业扒手，为躲避江湖仇家追杀，改名换姓故意沦为乞丐的。

和老叫花一起生活的那十余年里，陶阿龙学到了不少江湖经验，具备职业乞丐的机灵、坚韧以及识别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眼力。在他十五岁那年，老叫花突然失踪。失踪前半年，老叫花还传授了他一些扒窃手段。老叫花失踪之后，陶阿龙一边行乞一边习练扒窃，如今已是一个独来独往的职业扒手了。如果不是解放后黑道“好景不再”，只怕他在江湖上已经有名号了。

听了钱尚礼上述内容的汇报后，杜志坚考虑到案子的性质已经起了变化，行事就特别谨慎，不敢擅越职权作出决定，遂去市局向凌云当面汇报。其时凌云担任的职务众多——中共山东省委社会部副部长、济南特别市市委委员、市委社会部副部长、市政府委员、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督察室主任等，加之处于初解放时那种百废待兴的状态中，其工作忙碌程度可想而知。

杜志坚一直等到晚上八点才有机会向凌云当面汇报上述情况，然后请示是否可以直接“动”陶阿龙。凌云指示：可以“动”，但不是抓捕；最好采用通过可靠的第三方向他了解赃物来源的方式进行调查。同时，二组要安排人员对其进行秘密监视。

五、美女信使

与此同时，专案一组也开始了对“鲁济暗杀团”派赴青岛的那个“信使”的调查。这个信使是怎生一个人物？说破了可能会使人大跌眼镜——

济南市北坦南街住着一户人家，只有一对母女。物质生活水平尚能维持温饱，在众多寻常市民眼里属于小康水平，但在富人眼中，不过是早已风光不再的没落户。女主人是个四十二岁的中年妇女，姓白，名淑华，系旧时济南城一度颇有名气的粮商姜义真的如夫人；其女儿名叫白姜，听这名字就知道是白淑华与姜老板生下的骨肉。

十年前，六十岁的姜老板病殁，临终前当着围集于病榻前的全家成员留下遗嘱，分配财产。如夫人白淑华和庶出的小女儿白姜分得位于北坦南街的一套宅院以及财物若干，此外，还给了她们位于西门外的十多亩土地。

当然，白氏获得这笔算得上丰厚的遗产是有一个附加条件的，那就是终生不得再嫁。如若违反，老姜家其他家庭成员有权收回上述财产，将其扫地出门；收回的财产归于女儿白姜名下，在其未成年之前，由姜家三个儿子即白姜的大哥二哥三哥作为监护人代为管理，待其满十六岁时交还妹妹。这年，白姜九岁，正在读小学三年级。

一晃十年过去，白姜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白姑娘三年前读完初中，以其成绩，是有把握考入高中甚至日后还有希望更进一步迈入大学校门的，其母长期以来心心念念也正是这么想的。可是，白姑娘自己却对上高中考大学不感兴趣，坚持要尽快参加工作，早日踏上社会。而且，对自己日后的职业也已经有了打算——做一名护士。

旧时护士作为一门职业，是比较体面的，社会上将从业者称为“护士小姐”。白姜的性格得自其母遗传，天生待人温和，颇有耐心，她认为自己做一名护士应该没有问题。长期以来，这对母女相依为命，白淑华对女儿通常都是采取依从态度，在择业问题上也就违心点了头。

白姜在初中阶段的学习成绩，常年保持年级前三十名之内的水平，考卫生学校自无悬念。卫校学制两年，其中半年去当时济南市唯一的公立医院——济南市立医院实习。

1948年6月，白姜实习期满，被医院留用，遂成为该院的一名正式护士。同年9月，济南获得解放，市军管会接管了这家医院，成立医院管理委员会（1949年4月，济南特别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正式接管该院，仍使用济南市立医院的名称）。

医院所有权由旧政权变更为新政权，对于白姜的工作并无影响，她仍旧是一名护士，还是待在原来的门诊外科岗位上。可是，她的人生却因一次邂逅发生了巨大变故！

1949年元旦，白姜轮到上日班。她像往常一样准时到达岗位，刚跟夜班护士办完交接班手续，就来了一个患者。那是一个帅哥，高个头儿，肤色白皙，举止斯文中透着些许富家公子哥儿的傲慢。白姜一看病历卡，上面写着这青年名叫梁成坤，二十一岁，住济南市第四区上新街。

梁成坤向医生自诉，最近他喜欢上了晨练，每天清晨都出门跑步。今天刚跑了几分钟，踩上了路面上的薄冰，猝不及防一跤摔翻，手腕条件反射般地撑了一下，腕部一阵剧痛，就动不了了，估计是骨折了。

济南市立医院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儿牛，其实就是一家规模普通的综合医院。普通到什么程度？没有骨科，外科医生兼治骨折。如今的年轻人听着估计会不解，但那时全国大多数城市都是这样的，不足为奇。

当然，X光机器是有的，可以检查骨折与否。梁成坤检查下来，没有骨折，但并非无恙，因为放射医生在检查单上写着“骨裂”。所以，可以不打石膏，不过得上夹板。

在当时的医生眼里，像梁成坤这样的伤情属于微乎其微，就把上夹板的活儿交给护士去干了。由于是新护士，白姜颇费了些周折，梁成坤也因此多皱了若干次眉头。就是这次相遇，两个青年男女竟然擦出了火花。

如果白姜知道稍后会发生什么事，只怕打死也不会蹚这洼浑水玩这缕火花的——

梁成坤出身旧军人家庭，其老爸梁兴盛早年曾任北洋军队少将旅长、军法处长。1927年蒋介石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后，老梁审时度势退出行伍，回山东掖县老家做了三年寓公。直到韩复榘担任省主席后，方才举家从掖县搬回济南上新街的老寓所，坊间称之为“梁公馆”。

一段时间后，发现老韩对前北洋军队的梁少将不感兴趣，并无刁难之意，老梁就大着胆子做起了生意。他从上海批进了五金商品，开了一家批零兼营的商行，后来又开了一家俄罗斯大菜馆。

军人改行经商，若非借助势力，通常都是失败者比成功人士多。但老梁却是一个例外，他在韩复榘统治时期顺利经商、广进财源，日伪时期还是如此，而且并未借助任何势力。抗战胜利后，他压缩经营项目，五金商行关闭，只留那家俄罗斯大菜馆。济南解放前夕，俄罗斯大菜馆也关了。

老梁与妻陆氏生有两男三女五个子女，梁成坤排老三。陆氏是老梁当年跟着张大帅进驻上海时娶的一个江南水乡女子，据说是洋学生。可能是遗传的原因，梁少爷的长相气质酷似来自江南水乡的母亲。老梁认定这个儿子是块文料，非常关注他的学业，1947年，果然考上了山东大学医学院（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在青岛恢复办学，合并了德华高等专门学堂医学学科组建的医学院）。

大一暑假，梁成坤回到济南，发现患上了肺结核。于是休学一年，在家休养。当时，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已经推出，但旧中国无法生产，国内医药市场没有供应，只有黑市上有走私货出售，不过价格贵得惊人，有与黄金等价之说。好在老梁家有钱，治疗了一段时间就痊愈了。

尽管如此，梁少爷却不能马上回学校——医学院的制度严格，事先说好休学一年就得一年，毛病治好了也得一年，这可能跟学年衔接也有关系。梁成坤只好继续待在家里。老爸请了名中医开方给他调理，中医建议要加强锻炼。于是，从去年入冬开始他就天天晨跑。

手腕受伤后，梁成坤不再跑步。那个老中医建议他习练气功，说对强身健体很有裨益。梁成坤就去找他的表兄刘炎溪。刘炎溪曾拜一个深谙道家养生之术的老道士学过气功，七八年下来，把原先病恹恹的羸弱体质硬是改造成如今的身强力壮气色红润。这对姨表兄弟自幼亲近，二十余年没断过来往，对于表弟的这个要求，刘炎溪自无二话，一口答应。

哪知，梁成坤这一拜师，不但害了他自己，还害了他的初恋白小姐！

比梁成坤大五岁的刘炎溪大学肄业，早在高中时就已参加“三青团”，并担任组织干事，进大学后又加入了国民党。肄业回济南后，走从政道路，通过打点成为一名正式公务员。刘炎溪的性格中颇有自负成分，常发生不逢时的感叹。

当然，跟同龄人相比，由于他攻读的专业以及经济富有，有条件接触大量洋文报刊书籍，有高质量的短波收音机收听国际广播，他了解到的时事新闻和国际国内相关专家的时评内容远比周围同学朋友多，甚至不亚于中央社的新闻记者。

加之他本人确实是有几分聪明的，他对时政的分析经常让人觉得“很有见地”。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见地”都是纸上谈兵，只是当时大家、包括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中共山东兵团围攻济南时，刘炎溪因患阑尾炎手术住院。城内国民党守军面对着由中共名将许世友指挥的十四万攻城大军惊慌失措，最高长官王耀武下令省会警察局的三千多名警官全部出动，限制交通，实施宵禁。

刘炎溪躺在医院病房，连家人送饭都盼不到，别说收听短波阅读时事新闻了。等到他出院，外面已经换了天下。回到家，他立刻打开大功率收音机收听国内外电台的新闻播报和时事评论，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形势还不至于那么悲观，只要美国不放弃力挺国民党的政策，中共是占不了上风的。

类似刘炎溪这种角色，差不多都有刚愎自用的潜在性格，刘炎溪在这方面还比较强烈。他一旦认定了形势走向，就会王八吃秤砣铁心坚持到底，即使见了棺材估计也不会掉泪。中间过程中不管出现什么与其观点相悖的事实，他都会以诡辩式的思维进行分析，予以驳斥，坚持谬论。济南战役中共完胜，之后徐州失守，“徐蚌会战”（国民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称谓）国民党遭到惨败，刘炎溪仍然信心十足，坚信国军最终必胜。

正是由于这种思维和立场，刘炎溪忽然发现以前的“生不逢时”之叹已经出现了转机，遂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暗忖何不利用这个机会组织起一支力量，在济南地面上给中共暗中添乱，制造麻烦，扰乱社会，影响民心。如此，必能对国民党方面不久之后的“光复”行动有所助力。待“光复”之后，他刘某人就是有功之臣，到那时，他就不是一个小公务员了。

无独有偶，济南城里持这种想法的还另有一位，那就是教书匠、国民党员褚介君。三十挂零的褚介君一眼看去是个老成持重的斯文书生，平时经常手握古卷饮酒长吟，舞文弄墨，还刻了一方“当代李太白”的印章作为其赠人书画的招牌标记。

可是，如果真把此人看作一个不问政治只知悠悠怀古的书呆子，那就错了。这人在政治上是很积极的，中学时就参加了“三青团”，抗战爆发济南沦陷后又加入了“汪记”国民党。到了抗战胜利，不知怎么转了组织关系，摇身一变成为“蒋记”国民党成员。

刘炎溪跟他就是在某次济南国民党市党部的党员座谈会上相识的，两人惺惺相惜，遂成莫逆之交。

褚介君很欣赏刘炎溪的那套时政分析，两人每月总有几次小聚，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们都自认为是“具有崇高理想的有志之士”，最推崇的就是“蒋总统”，每每喝得酒酣脸红气血上升时，总有“余生也晚”的感叹，否则就赶得上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荣幸地成为“蒋校长门生”了。

济南解放后，他们没再见过面，因为两人都要“保持气节”，拒不向济南市军管会登记反动身份。褚介君终日缩在其执教的中学闭门不出，连家也不回；刘炎溪担任的伪公职没了，干脆也就不露面了。

如此状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2月11日。那天，刘炎溪突然收到一封未具落款名址的信，一看笔迹便认出系褚老师所写。信函内容很简单，大意是：兄台近况可好？弟比较空闲，懒得出门，若后天有暇，下午来吾处一聚如何？

2月13日下午四时，刘炎溪前往学校赴约。这一聚，便有了一个后来被列入专业史籍的反革命组织“鲁济勘乱建国团”，别称“鲁济暗杀团”。

褚介君、刘炎溪两人按照拟定的方案开始发展“鲁济暗杀团”成员，很快就物色到了一些跟他俩抱有同样想法的青年。到2月下旬，这个反革命团伙已经有了十七名成员，都是解放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满脑子反共思想的家伙。只有一人例外，属于无党派人士，那就是刘炎溪的表弟梁成坤。

梁少爷其时刚拜表兄为师习练道家养生功，每天要跟刘炎溪见面。他于政治不感兴趣，淡泊到几无概念，生性又比较怯懦，对表哥从小就钦佩之至，言听计从，凡事只要表哥开腔，他就会习惯性地接受并照着去做。

那天，刘炎溪跟他分析时势，说中共执政后对梁少将这样有反动军队高级将领历史的对象，一定不会客气，把表弟吓得瑟瑟作抖，当即向表兄请教该如何应对。

刘炎溪道出良方妙策：只要回到解放前，一切照旧，老梁家还是照过以前的舒心日子。所以，要站在党国一边，待美国出兵助力蒋总统“光复”，就无后顾之忧了。

把表弟忽悠得差不多了，刘炎溪方才端出“鲁济勘乱救国团”，说人家的入门门槛可是非常高了，哥为你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在梁少爷的记忆中，多年来所有出自这个表哥脑袋的主意，实施下来都是对他有帮助的，当下不假思索，立刻点头。

刘炎溪趁热打铁，让表弟填了一份油印申请表格。填毕，双方起立，表哥跟表弟郑重握手，祝贺梁少爷“慧眼辨正，迷雾识途”。然后，老大褚介君从隔壁屋里出来，对梁少爷予以热情勉励。

褚介君认为，既然“为信仰而建立组织”，那就要取得党国方面的认可，否则，那就是一伙乌合之众，跟大伙儿的“信仰”就合不上拍了。所以，组织也好，团体也好，算是有了，但不宜自封职务。褚介君是暗杀团的首领，刘炎溪则是其军师，相当于参谋长的角色，内部分别自称为“大统领”、“二统领”（手下成员私下则称之为“老大”、“老二”）。一切走正规之路，先得获得党国的认可，成为党国某个机构——比如“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或者“内调局”（前身即“中统”）——下辖的正式组织，由上级部门给予编制，正式任命职务。

再说，眼下这伙人尽管都胸有大志、腹藏韬略，却没有哪怕半点儿实战经验，真的要搞暗杀、纵火、绑架、爆炸等行动，别说跟专业特工比了，也不敢和江湖响马匪盗站在一条线上，就是寻常街头斗殴的小混混儿只怕也比不上，所以，必须获得党国专业特工教官的指点。

仅仅有这些还不够，真的要实施行动，还需要配备先进的特工器材，比如武器、毒药、定时炸弹等。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跟党国的相关机构取得联系。如何取得联系呢？人家恐怕不会自己找上门来，要考虑委派信使前往国统区接洽。

另外，“暗杀团”全体成员应马上着手刺探情报，把济南这边的中共党政军首脑以及民主人士中头面人物的日常活动规律，重要机关如市委市政府、公安局、电台报馆以及重要物资储存处、电厂、水厂等的地址、地形等收集起来，有多少算多少，以便“暗杀团”在获得党国方面的认可后，可以迅速开始行动，尽快制造影响。

“暗杀团”成员中，有一个褚介君的师范同学，名叫叶学时，毕业后做过两年历史老师，后来隔行跳槽去洋行当了一名管事。这人早在小学时就被人认为少年老成，后来读历史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不过据说叶学时的历史读得不咋样，他嫌正统史籍太枯燥，喜欢读不枯燥的野史。

这个人的行事有些令人费解，比如上述读历史专业的跳槽去洋行做了一名管事，在宗教信仰上也很随意，佛教、道教都信过，后来又信了耶稣，家里还挂着蒋介石的照片。

进洋行后，他一边恶补英语，一边却又直接向国民党市党部递了入党申请书。剑走偏锋有时竟能产生奇效，申请书递上去只一周，就被市党部作为特例批准突击入党，而且组织关系也是挂在市党部的。

正因如此，解放后他没去军管会登记国民党员身份，竟然就给混过去了——市党部的档案已经焚毁，除了褚介君自己，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员，“暗杀团”案破获后，还是他自己交代出来的。

因为性情古怪，叶学时获得了一个绰号，唤作“老夫子”。褚介君跟叶老夫子私交不错，组建“暗杀团”时，他跟叶聊了聊，发现这位老同学因其任国军副师长的伯父在“徐蚌会战”中“为国捐躯”，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声称“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于是，立刻将其拉进“暗杀团”，而且成为几个核心成员之一。

3月1日，褚介君跟叶学时说起准备跟党国相关机构进行联系，叶的野史知识发挥了作用，马上提醒：这是需要递交“投名状”的，否则，人家凭什么相信你这个团体不是中共反特部门设计出来的，为的是引诱敌方特工入瓮呢？

就这样，关于“投名状”的研究上了“暗杀团”核心层的紧急议事会，即议即决：策划干一桩刑案，杀两三个具有一定身份但并非政治人物的对象，割下耳朵作为“投名状”，连同“报效党国申请书”，一并向“国防部保密局”山东站当面递交。

以褚介君的本意，是要直接向“国防部保密局”总部递交的，但这时“保密局”总部已经迁往广州，从济南去广州路途遥远，中间还存在变数，只好退而求次。“保密局”山东站原先是在省会济南的，泉城解放前夕迁往青岛了。济南与青岛之间的铁路交通未断，往返相对方便，遂决定向“保密局”山东站递交。

“暗杀团”的三个核心成员褚介君、刘炎溪、叶学时对指派信使赴青岛之事进行了研究。原以为此事比较容易，不就是去青岛跑一趟嘛，权且当作旅游就是了。可一旦讨论到细节上，他们才发现此事不是那么简单。其时，“暗杀团”共有十七名成员，褚介君等人连同自身一个个掰着手指盘点下来，可以说，每个人都适合充任这个信使，但也可以说，每个成员都不适于进行这趟旅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必须考虑到各自的实际情况——

像褚介君、叶学时这样有工作的角色，需要离开济南至少三四天——因为不能保证抵达后立刻就找得到“国防部保密局”山东站机关所在地。这类特务机关别说在此刻时局风雨飘摇的当口儿了，就是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1927年至1937年），也向来对外保密，不挂牌子，不公布电话，即使住在旁边的老百姓，也只是心领神会，知道这里有一个什么秘密单位，但不可能知晓具体是什么单位。如若运气差，光是找到山东站的机关所在地，说不定就要花三四天的时间。找到后登门求见，人家也不一定理睬，或者让信使在旅馆里等待通知。

如此，这趟“旅游”得做好一个星期的打算。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处在济南解放没多久的特殊时期，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公司，即使同意你请假，只怕背后窃窃私语猜测事由的人也不在少数。况且此行的目的地乃是跟一个敏感词相关的，曰“敌占区”或者“国统区”。如此，只怕就会有人去派出所报告一下了——解放初期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因此，光是能够找到一个正当而且事后也不被怀疑的理由就不容易。况且，还有往返旅程中来自国共两方政权的种种意想不到的障碍，这不但需要事先的周详策划、信使本人的机智从容，还需要那么一点点运气。

“暗杀团”也有如刘炎溪这样暂时无业的成员，他们是否适合出这趟特别差使呢？细细算来，也不妥当。这个信使相当于隐蔽工作中的地下交通员，不光是送一封密信和“投名状”，还有可能会被青岛那边“国防部保密局”山东站的特务留下来问长问短。这种问话当然不会是跟你拉家常，肯定都是有用意的。

尽管有“投名状”递送过去，但人家这时尚未对所谓三命凶案的真假进行查证，这种问长问短其实就是初查。回答得不妥当，人家就会起疑心，然后，可能就说不准了。运气差些的话，没准儿就真的不当回事，把东西往旁边一扔就不管了。别看是特务机构，官僚那一套发作起来，比寻常衙门还厉害。

尽管刘炎溪很自负，主动提出说他可以承担这桩差使到青岛跑一趟，但被褚介君否定了。褚介君说，咱们谁也不必出这趟差了，为稳妥计，还是另外找人吧。

这话说得刘炎溪、叶学时都是一愣，暗忖“暗杀团”十七人都不称职，难道另外找人来就能称职了？上哪里去找这种称职角色呢？

褚介君说，咱们找一个不明所以但绝对听话而且还可靠的局外人来承担这桩差使。此人最好是年轻女性，涉世未深，没怎么出过远门，给她这样一个免费旅行的机会，她肯定愿意；同时，这样的角色也不容易引人怀疑。至于她到了青岛该如何去打听“国防部保密局”山东站，我想也就不劳她打听了，让她直接去市警察局即可。警察局那伙人再牛，一听是从济南来找“保密局”山东站的，想必不敢把她赶走，更不敢打马虎眼。否则，回头“保密局”山东站知晓一应情况后，肯定要找他们的麻烦。这个机关的地址，他们当然是知道的，一般说来，就会派辆车直接把人送过去了。这是警察局唯一的选择。

“保密局”山东站对此会有什么反应呢？凭那些特务的职业眼力，肯定能够识别得出，来人只是一个“雏儿”，就是被支使过去送信跑腿的。当然，也会问她一些问题。这时，就需要她的绝对听话了。事先我们要跟她反复关照，见了对方，只说自己是受托捎信儿捎东西的，其他一概不知。人家面对着这样一个“雏儿”，知道问长问短没用，又不是抓捕的人犯，自然也不会动刑相逼。那么他们会怎么办呢？我估计，多半是说几句好听的，把人打发走，然后把一应情况电告广州。往下如何处置，就听总部指令了。所以，这趟差使也就到此结束了。

褚介君这么一说，刘、叶都认为言之有理。然后，话题就转到如何物色这么一个角色了。要说刘炎溪还真的是如他声称的“一心要干大事儿”，在褚介君说出上述那一番话的时候，他就已经考虑好前往青岛的合适人选了——其表弟梁成坤的女友白姜。

他当即把白姜的情况作了一番介绍，怕那二位不放心，他又补充说：“兄弟对于差遣白小姐出这趟差，自有成竹在胸。首先，咱们的大事我始终叮嘱梁少爷对她守口如瓶，别说相识不久的女友了，便是发妻又如何？桥归桥，路归路，两码事不能并作一码。其次，梁少爷有正当的理由让她去一趟青岛。叶老师您知道，我那表弟原本在青岛上大学，只因痼疾缠身，不得已休学一年回济南来疗养。在青岛上学期间，有一位老教授郭先生对他非常好，经常扯着他的手说他酷似其已去世数年的儿子，待他毕业后，要收其为螟蛉，将其留洋学得的全部医术传授于他。他对郭先生也是视为慈父，感情颇深，正盘算着他老人家六旬寿辰将届，想寄一份礼品过去。这个心思，他跟白小姐也说起过。现在议这事，就是想改寄为送，就说他因肺疾未愈，不便亲往，请白小姐代为送上礼物。然后，请白小姐顺便去市警察局跑一趟，也不让她出面跟人家说要见‘保密局’山东站的人了，只要求把一封密封的信件交给朱督察官即可。放心，密信里说的是生意上的事，套用了些隐喻和典故，就是半道儿上被人拆开，也看不明白什么意思，关键的内容都用密写药水写在上面。据梁少爷说，那位朱督察官是‘保密局’的人，在警察局专门负责学运的，这事青岛各大学的学生差不多都知道。想来朱看了那封密信上的隐喻，马上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毕竟他就是干这行的嘛。”

刘炎溪如此这般说了一通，褚介君、叶学时都认为他“虑事周详”，遂决定把这一重任交给白姜。

接下来，刘炎溪去了梁公馆，跟表弟梁成坤说及此事，当然隐瞒了核心机密，只说要跟青岛朋友合伙做生意，想约人家来济南面洽，请白小姐捎信函礼品各一；郭教授的寿礼也已备妥，那是从家里找出的一幅古画，估计人家会喜欢。

梁少爷对这位表哥是百分之百的信任，自是没有二话。刘炎溪又再三关照：关于“鲁济勘乱建国团”之事，绝对不能向白小姐透露一丝一毫！切记切记！

诚如刘炎溪所估料的，白姜此行一切顺利，只在青岛待了两个晚上就回来了。

当时朱督察官一看那封信函的内容，马上开车将白姜送往“保密局”山东站。山东站特务打开密函，发现内文是正常谈生意的内容，而行距留得比寻常信函稍宽，便知是用了密写药水。他们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而密写液是褚介君用学校化学课的试剂配制的，到了专业特务手里，自是迎刃而解。特务阅信后，又拆开密封得严严实实的浸泡在酒精瓶里的“投名状”，对密函内容已经信了大半。

处理信件的同时，出面接待的特务、山东站一个宓姓副站长正跟白小姐喝着咖啡聊天。看似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其实却是在摸底。白姜自始至终没察觉到什么古怪，甚至连她所到之处是特务机关都不曾意识到——门外不挂牌子，里面人来人往，像是个有点儿规模的公司的办公地点，和梁成坤所谓谈生意的说辞正好对得上。不久，负责处理密函的特务打来电话，宓某借故离开片刻，估计是看密函去了，回来之后又跟白姜聊了一会儿，这才派车把白姜送往郭教授家。

上述一应情况，是专案组后来才知道的。那么，这时候专案组又查到哪一步了呢？

六、扒手阿龙

负责调查那个“暗杀团”信使的专案一组对这桩活儿有点儿憷头，他们手中掌握的线索接近于零，诸如年龄、性别、籍贯、外形、职业等通常查摸目标时必需的条件，一个也没有，只是从“鲅鱼”送出的情报内容推断，这位信使是在祥元馆凶杀案发生后次日即3月16日上午从济南动身前往青岛的，对其之后在青岛的行踪，除了知道信使去了一趟市警察局，继而被送往“保密局”山东站之外，其他诸如在青岛停留了多久、又去过些什么地方、何时离开、是几时返回济南的，等等，都毫无头绪。

如果类似的调查发生在今天，通过实名制购票就能轻而易举地不断缩小排查范围，直至把目标从茫茫人海中拎出来，但在七十多年前，专案一组五名侦查员唯一的念头就是“埋头苦干”。先是对这个团伙成员的情况进行分析——

“暗杀团”既有派遣信使密赴青岛投效“保密局”之举，那说明这伙反革命分子属于“自干户”。而且，这些人中之前应该无人接触过特工活儿，可能连道听途说也不曾有过。但是，从“鲁济勘乱建国团”的起名、策划以及主动向“保密局”提出“挂靠”的行为来看，这伙人又并非寻常的江洋大盗、地痞流氓——此时的形势，任何人都看得十分清楚，中共胜利在望，而国民党只是垂死挣扎，这当口儿，即便想跟新政权对抗，自己偷偷干就好了，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儿跑这么老远冒着这么大风险特地赶到青岛，去跟估计已经着手准备撤离的“保密局”山东站联系“挂靠”。因此，这伙人十有八九是在解放前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分子，只有这种对象才会有“组织观念”，知道光靠自己的力量是绝对无法跟强大的中共抗衡的。而从其迫不及待、不惜犯下三命大案作为“投名状”获取信任的手段来看，这伙人明显欠缺社会经验和江湖历练，年龄应该都不大。

根据上述分析，专案一组决定首先从解放后已向市军管会登记的、三十五岁以下，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那部分对象中查找嫌疑人。

这项工作说起来似乎容易，做起来却颇麻烦。济南作为山东省会，乃是一个有十一个区的大城市，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