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六盘水杀夫煮尸案,人们为何对凶犯惋惜,对死者谴责呢?
1993年4月5日,地处黔西北乌蒙山区的煤城六枝,沐浴在和熙的春阳之中。
上午9时许,位于那平路上城郊结合部的六枝特区公安局三楼会议室里,刑警队队长江启忠正向干警们布置新的一周的工作。经过了星期日休整的干警,一个个显得英气勃勃,精神抖数。
突然,“呯”地一声,会议室的门被撞开了。
干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向门口扫去。只见一个三十开外中等个儿,脸色青白,穿着一身工作服的小伙子气喘呼呼地冲进会议室,结结巴巴地说:“不……不好了,我们厂的陶……陶英,把她丈夫杀了,碎尸,煮……煮在锅……锅头.……”
“什么?”年近半百,已在警坛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江队长,形形色色的案件办了不少,可从未听说过煮尸什么的,“你别慌,慢慢讲!”
“真的。”小伙子以为干警们不相信,缓了口气后,肯定地点了点头,“煮……煮在锅头的。”
经过一番仔细询问,知道了这报案的小伙子叫寇克新,是六枝矿务局选煤厂工人。今天上午,他下夜班回家,洗漱完毕,吃完早餐,正悠然自得地在客厅里喂金鱼,同车间的平时处得很好的女工陶英带着儿子来到他家,声称家里来了几个客人,请他去帮忙炒几个菜。于是,平时在烹调上颇有些名气的小寇也顾不上多想,与妻子打了个招呼,便跟着陶英走了出来。到了陶英家里,方知陶已将其丈夫靳永信杀死碎尸,并将头颅和尸体上的肌肉剔割下来,煮在蒸锅里……
5分钟后,江队长带着刑警龙亚楼、潘定峰挤在一辆两轮摩托上,首先赶到了现场。
这是位于市郊的一幢刚落成不久的6层单元楼,门口一棵碗口粗的梧桐,已经绽出了新绿,鹅黄色的细细的叶片,在晨风里轻轻地摇摆。楼前的院场上,站满了围观的黑压压的人群,不少人正议论着。
刑警龙亚楼拨开围观的人群,冲上6楼,进了房门后,是厨房改成的储藏室,摆着衣服、皮鞋、洗衣机等杂物。过了储藏室,是10余平方米宽的客厅。客厅的东南墙面,开着一道门,房门右边雪白的墙壁上,有一片密密麻麻的血点,墙面上有搓擦的痕迹,地上铺了一层从墙上擦落下来的白灰。穿过客厅,是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已改造成厨房的阳台。阳台东北面有一道三开窗,窗子两扇开启,窗子下面,有一个长一米左右的长条形水泥台桌,上面摆着锅、碗、飘、盆等餐具。水泥台下,放着两只红色塑料桶,桶里装着12块从尸体上剔割下来的人肉,以及肠、肝、胃、肺等脏器。水泥台桌内侧,放着一把约半斤重的榔头锤和一把菜刀。
在阳台东南墙下,有一个长80厘米,宽40厘米高75厘米的炉台。炉台上,煤气灶上两丛蓝幽幽的火舌呼呼上,上面放着的一大一小两个蒸锅,正喷着热气。
刑警龙亚楼走上前去,揭开大蒸锅的锅盖一看,沸腾着的锅里赫然煮着一颗白森森的人头,一股难以名状的难闻的腥味,直朝鼻孔里钻。小龙捂住鼻子,又揭开小蒸锅的锅盖一看,锅里煮着一条条肉块,翻滚的水面上,泛着一层厚厚的黄白色的泡沫……
由阳台西北面进入卫生间,只见一具长约1.75米的男户残骸,直挺挺地摆在地上,小龙揭开盖在上面的黄军衣一看,尸体已无头颅。刑警队江队长和刑警龙亚楼、潘定峰冲进屋里时,一个不到30岁的主妇见了公安干警,以为是来抓赌的,连忙站起身来,一个劲儿解释:“我没有赌博,我没有赌博……”
“铸起来!”江队长一声令下,小龙和小潘扑上前去,“嚓”地一声,将女人铐了个结结实实。
警车呼啸而去,人们议论纷纷一个27岁的年轻漂亮的女人,怎么一夜之间竟成了杀人犯?
十年前,莺飞草长季节,六枝矿务局招工。作为职工子女的陶英榜上有名,成了地宗选煤厂的一名工人。
那时,她18岁。一个多梦的年龄。
在干坝子选煤厂前后不过半年,陶英却收到数十封“川娃子”的求爱信。然而,陶英不为所动,谁也不搭理。
靳永信当时系与选煤厂相邻的地宗矿地测科职工。他不但长得帅,而且总喜欢打抱不平。在地宗矿,一双铁拳使不少刺头儿甘拜下风。然而,颇有戏剧性的是,陶英的父亲无意中牵线,使勒永信与陶英相识。
陶英的父亲陶连科退休前系地宗矿地测科副科长。这个煤校毕业的老工程师,生性耿直,为人正派,却童心未混,工余喜欢与科里的小青年们逗逗乐子,隔三差五地科里的年轻人都要到科长家里甩上几圈扑克。
有一次,勒永信与几个年轻人一起,正在陶家里打“拱猪”,刚刚下了夜班,脸蛋红扑扑的陶英突然推门而入,与正面对房门而坐的靳永信撞了个正着。打这一次照面后,陶英与靳永信都情不自禁地跌进了爱河。
然而,当科里的一位同志无意中告诉老陶,靳永信就是他未来的女婿时,他懵了。尽管他与这小伙子也时常打打扑克,而且这人看上去还长得帅,嘴巴甜,但他认定这小伙子却不是块好矿石,充其量是个“绣花枕头”。更何况靳永信业务上不思进取,是得混且混的人。于是,老陶明确地向女儿表示:不同意她与勒永信交往。
这个平日温顺乖巧的大闺女,虽然嘴上并不与父亲硬顶,却采取了软抗的方式。一天吃黑晚饭,陶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找来一瓶“贵阳大曲”,拎开瓶盖,仰起脖子,咕噜咕噜一饮而尽。家人手忙脚乱地把陶英送到医院,又是输液,又是洗胃,医生护士忙得不亦乐乎。待陶英苏醒过来时,已经晨曦初露了。
女儿一记闷棍,把老陶打醒了。他意识到,如果继续对峙下去,势必闹出人命。既然女儿自己愿意,何苦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呢!于是,两鬓斑白的老工程师,违心地闭上了连矿石也能看透的眼睛。
1987年初春,陶英与靳永信举行婚礼。
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酒足饭饱之后,照例是闹新房,可新郎靳永信却发了火,牛眼一瞪,脸色一沉,竟骂开了:“你们要闹就闹,不闹就给我滚出去!”
于是,尽管新娘陶英赔笑挽留,眨眼间,闹新房的人已溜得一个不剩……
新婚之夜,陶英脑海里总是回荡着靳永信那粗鲁的不堪入耳的骂声。联想到婚前父亲对自己的忠告,一丝苦涩竟爬上心头。
在恋人的世界里,万事万物都罩上了一圈理想的光环。
然而不久,蜜的新鲜感消失了。于是,双方恋爱期间都极力掩饰的毛病,便暴露出来了。
于是,这个还贴着大红“喜”字的小家庭里,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从未间断过。靳永信吵急眼了,便对陶英拳脚相加。打开了头,三句话不对劲儿,靳永信便狠狠地打妻子。
勒永信不但性格粗暴,既动口又动手,而且嗜酒成癖,高兴了,常常邀约一帮哥儿们来到家里,划拳打马地闹腾。喝够了,便砌“长城”,一砌就是大半夜。
陶英苦口婆心地劝了多次,靳永信充耳不闻。她也就不愿多讲了。
1988年7月,陶英在六枝矿区医院生下儿子磊磊。喜得贵子,靳永信心里乐开了花。
然而,孩子刚满月,勒永信的狂热便退了下去。对煮奶粉洗尿布倒痰盂等琐事,也失去了热情。尤其是小家伙没日没夜地哭啼,简直让他烦透了。
靳永信不干,当然只有陶英自己干。虽然一天忙得四脚不落地,但日子还算踏实。转眼间,磊磊两岁了,上了托儿所,家务事少了,空闲的时间便多了起来。靳永信呢,一有空闲,不喝便赌,也不管陶英。实在无聊了,陶英便上舞厅去,打发多余的时光。
选煤厂的舞厅,装潢考究,音响一流,在煤城六枝额有点名气。因此,除了本厂青年男女外,每逢周末,市区不少舞迷也前来,常常挤得下饺子一般。陶英长得漂亮,在这里严然成了“舞后”。
靳永信知道后,吃醋了。妒火中烧的靳永信对陶英跟踪追击。
有天晚上,陶英与一个小伙子跳“探戈”。突然,靳永信仿佛一头发怒的狮子,气冲冲地闯进舞厅,一把抓住陶英的头发“啪啪”就是两耳光。
瞬间,舞厅大哗······
从此以后,只要陶英去跳舞,勒永信必然跟踪追击打到舞厅去。陶英终于退却了。靳永信开始教她打麻将。陶英着了魔,一头扎进麻将里。
然而,陶英虽然爱打麻将,但技艺却无多大长进。靳永信见陶英一赌就输,财源滚滚外流,十分光火。如果说,当初他教妻子打麻将是想让她也玩玩潇洒,那么,现在却尝到了哑巴吃黄连的滋味。于是,靳永信对陶英打麻将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态度,只要发现陶英打麻将,抓到就打,往死里打,当众人面打。陶声不打牌了,勒永信却又打开了。于是,陶英如法炮制,也来个跟踪追击,抓靳永信。但陶英抓到靳永信时,他却不买账,“你吃饱了撑的,滚回去!”
陶英寒心了。你能赌,我为啥不能赌?结果,赌了打,打了又赌······
1992年夏初的一个周末,吃了晚饭,陶英声称出去找个人,便出门去了。半个小时以后,靳永信见陶英仍没回来,把儿子交给邻居看管,便出去寻找。
靳永信首先来到舞厅。没见陶英的影子。这时,一个哥们儿给他“点水”,说陶英在某某家打麻将,靳永信一听,拔腿便跑。来到这家,靳永信冲进屋里,陶英和几个赌友又在洗牌。靳永信大骂一声,冲上去,一把将陶英从麻将桌上拎下来,抢起蒲扇般的大手,左右开弓,打起来。又飞起一脚,照着陶英的小肚子狠狠踢去。陶英在地上,无论勒永信怎么打,陶英就是不沉声,只是哀求:“回家再说,回家再说。”
此后,只要陶英打麻将,靳永信便跟踪追击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打得凶。打累了,扫了陶英的面子,回到家里,陶英还在嘤嘤地抽泣,靳永信却不管陶英乐不乐意强行求欢。
满足了,薪永信又露出本来面目。只要抓到陶英打麻将,照样如法炮制,往死里打。并边打边哦:“打死了,我偿命。打残了,我养你一辈子。”
结果,勒永信打得越狠,陶英赌得越凶。
据说,仅1992年10月,靳永信就打了陶英11次,平均3天一次。
有一次,陶英对同车间的寇克新大发感慨“靳永信要是像你这样有三分理解我,就够了。”这也许就是陶英的心声。实际上,要说靳永信不爱陶英,那也确实冤枉了他。然而,他那种拳头上的爱,谁受得了呢?
于是,在靳永信疯狂的拳头下,陶英的仇恨日益增长。
1993年8月4日,案发后整整120天,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六枝公开审理陶英故意杀人一案。
上午9时许,审判长大声宣布:“现在开庭!”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经法庭允许,陶英开始陈述......
4月4日,是个星期天,阳光很好。下午煮好晚饭,儿子在楼下玩我便喊儿子吃饭,勒永信不高兴了。我顶了他几句,他说,手痒了。我便不敢吱声了。但嘴上虽不说,心里却觉得这日子简直没意思透了,悠然间产生了厌世的念头。
吃晚饭时,靳永信说他不舒服,不想吃,仍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我和儿子吃了饭,洗了碗,天都快擦黑了。我一个人来到一个小诊所,花8角钱买了20片安眠药。我想实在过不下去时,就把这药吃了然后安安静静地死去。
买了药回到家里,已经8点多钟了。
靳永信刚刚看完一个什么电视连续剧。见我进了屋,气狠狠地说:“你死到哪里去了?煮碗面条!”我禁不住一阵额抖,连声说:“中!中!”
在冰箱里拿鸡蛋时,我突然触摸到衣兜里的安眠药,脑子里侯地产生一个念头:给他吃点安眠药,让他扎扎实实地睡几天,省得他一天到晚骂骂啊例的。于是,趁靳永信不注意时,我从兜里摸出安眠药,放进碗里,倒上水,把药溶化后,再把鸡蛋打在里面放上盐,调匀,然后倒进锅里煎了,给靳永信下面条吃。
靳永信吃了面条后不久,便上床睡了,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大约10点钟左右,勒永信起来解小手,一看他那偏偏倒倒的样子,我知道是安眠药起作用了,心里突然觉得对不起他,也爬起身来,准备去睡觉。
靳永信解完手回到客厅时,冲我冷冷地一笑,说:“我觉得这面条有点问题。”我说:“莫非我害你?”他说:“明天再跟你算账,害我的人还没生。”话刚说完,靳永信终于支撑不住,昏沉沉地倒在了沙发上。
靳永信睡着后,想到他对我的威胁,我害怕极了。明天,明天他将会怎么对付我呢?我拿出一瓶酒,边喝边想,脑海里就像过电影,闪过的都是靳永信以往对我毒打和虐待的情景,我寒心透了。看着死猪般躺在沙发上的靳永信,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与其让他明天找我算账,往死里打,不如我先教训教训他,让他也尝尝挨打的滋味。
想到这里,我找出一把榔头锤,举起锤来,照着他的脑袋一锤打下去,他惨叫了一声:“陶英!”喊得我好心酸。不管怎么样,我们毕竟是夫妻,所以,在靳永信凄切渗人的喊声中,望着泊泊冒出来的鲜血,我犹豫了。但转念一想,我打了他,他明天要是醒过来,能有我的好果子吃!于是,我顾不得这么多了,为了不再遭到他的毒打,我又举起了锤子,一锤、两锤、三锤……我一边打,一边喊:“让你尝尝挨打的滋味,让你尝尝挨打的滋味!”
我也不知打了多久。开始,靳永信还会扭动几下,后来眼仁儿一翻,双脚一踏,不会动了。
看着一动不动的勒永信,我傻眼了。
愣了半晌,我想打死了靳永信,我也只有死。于是,我想喊醒儿子,告诉他妈妈要走了。但娃儿睡得很沉,喊不醒。我想,如果儿子醒来看到爸爸这副样子,那该多伤心。所以,为了儿子,为了不让外人知道,我决定碎尸。
我把勒永信浑身上下切割得只剩一副骨架后,我找来他平常穿的一件黄军装,盖在骨架上面。
第二天上午,我先去澡堂洗了个澡。9点钟左右,我去找寇克新,说家里来了几个客人,请他帮忙炒几个菜,他也就和我来了。我喊寇哥的目的,是想让他给我出出主意,怎样处理尸骨。因为我和寇哥平时比较谈得来,我喜欢跟他讲心里话。
寇哥和我到家后,见我把靳永信杀了,十分害怕。问我为什么要杀他,我说为了儿子。他说你真傻,杀了他你也得不到儿子呀!他说让我去投案,我说你走吧,你就当不知道这件事。
他走后大约10多分钟,公安人员就来了。当时,我还以为是来抓赌的,便一个劲儿表白。
后来,我见寇哥站在门口,才知道是他报了案……
陶英思路清晰,语调平缓地叙述着。说到伤心处,声音更咽,泪眼双流,大的礼堂里,人们屏声静气地听着。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审判长问。
“其他的没有了,只怪那天我太伤心。”陶英一字一顿地说,“靳永信从来不尊重我,经常打我,打得很厉害。在公共场合,在那克大街,在大树脚都打。他常说,打死你,打残你。不把我当人看。结婚6年来,他对我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不亚于死两次。”
“靳永信打你是因为你赌钱吗?”
“我是赌钱。但靳永信也赌。他不让我赌是说我技术不好,白白给人家送钱。”
“你为什么要杀靳永信?”
“我当时不过是想教训他一下,报复他一下。没想到一下手就控制不住,我平时连鸡都没杀过……”
法庭辩论时,公诉人出示了六盘水市卫生防疫站的检验报告:在靳永信胃内溶物中,未发现巴比妥类物质,所以对陶英在靳永信所吃鸡蛋中放置安眠药予以否定。公诉人认为勒永信虽死,但他对夫妻双方关系的恶化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动不动非打即骂,甚至连妻子怀孕期间也不放过。然而,公诉人同时强调,靳永信的过错不能为陶英杀人的理由。
律师在辩论中认为,被告杀人动机不够明确。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人碎尸煮肉,是难以理解的。鉴于被告母亲患有精神病,建议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然而,陶英却当庭否定:“我没有精神病。”
当审判长最后问有何要求时,陶英说:“我没什么要求,该咋办就咋办。”
法庭暂时休庭,对陶英故意杀人一案进行合议。
15分钟后,审判长宣布:经合议庭合议,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根据被告律师对被告作精神病学鉴定的建议,本案将待对被告陶英作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后,再次开庭。
1993年8月4日开庭审理后不久,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派专人将陶英押解到贵阳,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室鉴定,结果是“未发现陶英有重性精神病,有责任能力”。
1993年9月13日,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陶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陶英对判决不服,并提起上诉。
此后不久,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93年12月22日,六盘水市中院受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在六枝特区召开宣判大会,陶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走完了她27年的人生历程。
随着“呯呯”两声枪响,一个好端端的令人美慕的家庭,就这样在地球上消失了。
由于勒永信不得人心,所以他死后,当地没人同情他。相反,倒还同情陶英,因为勒永信平时打陶英打得很凶,简直是往死里打,简直没有人性。这样的人,你说谁同情他?
为什么陶英成了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人们却对她恨不起来,更多的是同情和惋惜?为什么靳永信已死人们却难以一掬同情的泪水,更多的是诅咒和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