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除恶”40年,为何我国始终坚持严打,背后有什么深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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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提到“抢银行”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估计大家会想到网络上的梗,诸如:“你怎么不去抢银行?”而不会是中国最近发生的新闻事件,因为中国近几年已经没有这样的案件了。
然而,抢银行案件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却时有发生,当时抢银行的歹徒甚至屡屡得手,社会治安堪称“恶劣”。
近年来我国社会治安持续向好发展,而这样的治安成就离不开我国开展的四次全国“严打”活动。
这四次“严打”活动的打击对象是黑恶势力,靠着短期内集中打击违法犯罪,每一次的“严打”活动都扭转了当时社会恶劣的治安形势。
今天,我们从国家的这四次“严打”活动讲起,带大家一起揭开那段鲜为人知的“黑暗”历史。
黑恶势力的“历史”
1978年,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而“黑社会”也在社会的动荡中死灰复燃,一时间社会治安急速恶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文化,“新”思想,“新”事物,这样五花八门的世界,很容易让人迷失,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杀人犯、抢劫犯、小偷和流氓等,很多这样的恶人没有及时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当时的黑社会只倾向于制造暴力事件,并没有成为大规模、成组织化的黑社会集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一切都开始走上正轨,这些黑恶事件也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公安司法系统急需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7月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国颁布了第一版《刑法》,这部法律就是专门用来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的,它的颁布让打击黑恶势力变得有法可循。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国出现了多起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暴力事件。
例如,1979年9月9日,上海路发生“控江路事件”,涉及袭警、打砸抢烧、强奸等暴行,最终出动两百多名警察才控制住局面;1980年1月广州市“滨江路事件”,犯罪嫌疑人暴力杀害人民警察;同年10月份,北京火车站发生爆炸事件;1981年4月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三个女中学生遭到三名成年男子强奸……
彭真
这些案件骇人听闻,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极大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暴力案件发生的同时,中央领导们也在积极想对策惩治黑恶势力。
1979年11月22日到2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在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上提出对现阶段社会上时有发生的暴力事件依法“从重从快打击”这一思路;
1980年1月23日,彭真在上海正式提出,打击刑事犯罪要“从重”、“从快”;
1980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对刑事案件达到死刑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拥有死刑的复核权。
而1983年发生的“六一六”案件,震惊了当时的中央领导,直接导致了中国第一次“严打”命令的发布。
中国的扫黑除恶斗争
“六一六”案件发生在呼伦贝尔市,案件的嫌疑人是8个醉酒的青少年,他们杀害了27名普通百姓,最小的受害者只有2岁,还涉及强奸、抢劫等情节,案件发生后全国震怒,当地的恐慌情绪更是持续蔓延,人们甚至不敢去当地的车站乘车。
终于在同年的8月25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为期三年的全国第一次“严打”正式拉开序幕。
此次“严打”开展以来,由于打击行动执行快、力度大,很多犯罪分子被一网打尽。
这一次的严打中,不仅抓获了很多的罪犯,还收缴了很多的枪支弹药,群众举报的积极性也很高,大家遇到黑恶势力第一时间找警察,很多犯罪分子甚至被吓得自首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社会治安明显变好了很多,女性走夜路都不必家人全程护送了,大家打心眼里感到安心、高兴。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个罪名叫“流氓罪”,在如今这个社会背景下,这一罪名早就已经不成立了,因为他们所谓的“罪行”,在我们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了。
迟志强
举个例子,当时的电影明星迟志强就因为流氓罪被判处了4年的有期徒刑,而他的罪行只是参与一场有多个男女在场的贴面舞会,并和他们一起看不雅电影。
更让人震惊的是,迟志强的一个狱友竟然因为偷看女厕所,直接被判了死刑!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行为算是很正常的,如果他们是犯罪,那所有去过酒吧的人都要去监狱报到了。
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1997年,《刑法》删除了“流氓罪”的相关内容。
其实在第一次的“严打”中,除了不少“流氓罪”罪犯“蒙冤”之外,还有不少案件的量刑是偏重的,因为严厉成风,所以要考虑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时也得体恤民情,杀了某些人去平民愤,而实际上他们虽罪大恶极,但罪不至死。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成果初显,国民经济好转,但与此同时,黑恶势力也出现井喷式的发展,更严重的是,此时有不少犯罪团伙已经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他们利用公开职业掩护犯罪行为,他们经济实力雄厚,甚至在政商界打点关系,获得了不少“保护伞”,已经完全可以称其为“黑社会”了。
第二次全国范围的“严打”是在1996年,这次严打的直接导火索,是年初的几起震惊全国的恶性案件。
1996年1月31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一个金行被歹徒持枪抢劫,涉案金额超169万元。
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被武警执勤战士张金龙杀害,讽刺的是,张金龙的工作职责是保护李沛瑶的人身安全。
李沛瑶
这个张金龙当时在值夜班,一时被贪欲蒙蔽双眼,进入李沛瑶的住宅偷东西,被李沛瑶发现后便用菜刀杀人灭口,携款潜逃的途中被其他武警抓获。
2月8日,北京市泔水桥的工商银行遭到2名歹徒抢劫,歹徒枪杀了1名保安和1名营业员,涉案金额高达116万元……
年初的这三个月,全国各地发生多起抢银行大案,还有其他的抢劫案3万多起,此外,杀人和爆炸案也时有发生。
终于,1996年三月中下旬,党中央开展了第2次集中严打行动,公安机关的打击重点是“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这是针对当时很多黑恶势力已经组成了犯罪团伙甚至是“黑社会”组织,国家采取的针对性措施。
鹿宪洲
此次行动中,北京泔水桥工商银行抢劫案的嫌疑人也被抓获,嫌疑人叫鹿宪洲,他领导的犯罪团伙就可以称之为黑社会。
鹿宪洲曾因盗窃罪被判死刑,越狱之后,他购买了很多枪支,和其他几个刑满释放人员组成黑社会组织,专门抢银行,他们作案迅速,手法高超,几乎不留痕迹。
他们每隔几个月就会抢一次银行,造成严重危害的同时也容易留下线索,终于在警方的长期追踪下,鹿宪洲的团伙悉数落网。
像这样的黑社会组织还有很多,尤其是近些年来,警方破获的很多刑事案件都是黑社会组织犯下的。
扫黑除恶进行中
在任何时间,犯罪行为都存在着,并且犯罪数量总体像波浪线一样,有高有低。
当犯罪数量短期内持续增加时,国家集中“严打”的效果很明显,社会治安在严打期间显著变好,犯罪数量也大幅下降。
2000年的时候,公安机关的案件数比1999年多了一半,这些案件当中,涉及黑恶势力的犯罪活动增加了6倍,这又是一个犯罪数量的“波峰”。
这些涉黑犯罪多是团伙作案,他们用砍刀和猎枪当武器,有些甚至拥有走私来的军用枪支,在这样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下,我国于2001年开展第三次严打活动。
这一次的严打活动,聚焦于全国各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因为他们犯下了特别多的重罪,涉及杀人、爆炸、投毒、拐卖人口等重大刑事案件。
官方数据表明,2001年4月至2003年4月的近2年严打中,全国公安机关侦破刑事犯罪案件 508万件,消灭黑社会性质组织600多个、恶势力犯罪团伙近15万个。
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近年来的黑恶势力几乎都是团伙作案,有很多甚至“进化”成了危害更大的黑社会组织,但是我们的公安机关不断精进破案和抓捕能力,让这些“强大”的黑恶势力无处遁逃。
经过这三次举全国之力的“严打”活动,社会的治安停止了持续恶化的趋势,基本达到了每一次严打活动的目标。
2009年,我国的刑事案件数量再次到达一个“波峰”,根据以往经验,党中央于2010年6月发动了第四次“严打”活动。
前三次的“严打”活动,都是由国家级别的领导人直接领导和指挥的,而2010年的“严打”活动,则主要由公安机关全权负责。
这一次的“严打”对象更加具有针对性了,现阶段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类型,是本次打击的重点,包括黑恶势力犯罪、涉枪涉爆罪、网络诈骗犯罪和人口拐卖等。
由于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公安机关也利用起了网络这一强大的工具,积极开展网上办案、网上人脸对比嫌疑人、网上抓捕在逃犯人等业务。
这一次的严打,公安机关还秉持着“依法”这一准则,重视证据的收集,杜绝刑讯逼供等手段,同时要保护嫌疑人应有的人权。
由于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扫黑除恶经验,因此这一次的“严打”中,公安部只制定了总体的目标和执行标准,各地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自己辖区的实际情况,针对性解决辖区内的突出治安问题,集中精力整治治安形势最严峻的区域。
这一次的“严打”并非只针对那些涉黑的大案,甚至各地的警察会调解人民群众家庭或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防止这些矛盾纠纷进一步恶化为刑事案件,预防和整治相结合,努力建立起治安整治的长效机制。
现在这几年,国家的扫黑除恶活动基本成为了各地公安机关的常态化任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公安机关办案经验的累积,黑恶势力更难发展壮大也更容易被摧毁了。
除了这四次大规模的集中“严打”之外,针对黑恶势力,我国还开展过各种不同规模的专项斗争和季度性“严打”。
每一次对于黑恶势力的打击,背后都是无数政府和机关负责人的辛勤付出,甚至还有很多一线打黑战士的流血牺牲,这些付出和牺牲换来了社会的安定和谐。
我们不知道之后是否会有下一次的全国“严打”,也不能完全阻止零星的黑恶势力露头,但有了公安机关的持续保护,中国现在的社会治安已经变好太多了。
感谢党和政府一直全力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基本权益保障,只有生活在一个清平世界,我们才能幸福安康。
参考文献:
1. “严打”模式新发展——“2010严打整治行动”评析{知网}
2. 1983:党中央决策“严打”始末{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