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两宋时期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
政冷经热是一个常被用来形容中日关系的词汇,其实早在上千年前的五代两宋时期中日关系就一度呈现出政冷经热的局面。严格意义上这一局面形成于唐末:早在安史之乱后日本就对派出遣唐使定期朝贡大唐有了想法,不过随着安史之乱的平定日本很快又恢复了遣唐使,直到大唐帝国灭亡的13年前的894年日本单方面宣布终止遣唐使。此后在漫长的唐末、五代、两宋时期中日之间再没建立过政府间的官方外交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两国民间贸易往来却比盛唐时期更加兴盛。
大唐帝国覆灭后中原大地进入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状态,其中割据江浙一带的吴越国曾多次遣使渤海、新罗、日本等国,弘扬中华声威。尽管吴越国要求日本遣使纳贡的要求被日本明确拒绝,但吴越与日本的贸易并没因此受到影响,甚至是抑制不住的“热”,因为日本公卿对“唐物”的狂热追求难以冷却。吴越尽管是割据一方的小国,但却有称霸天下的志向——遣使海外,弘扬中华声威就是证明之一;然而吴越实在太小了,面对北方的强邻不要说称霸天下,能否自保尚是未知之数。吴越要想在五代十国的乱局中生存下去就必须积极富国强兵,当然这一切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的,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海的吴越国自然想到了利用海外贸易的利润来富国强兵。
尽管吴越在和日本的交往中一直试图将日本变成自己的属国以抬高身价,然而自唐末以来日本政府在对外交流上一直采取相对消极保守的态度——不仅不与中原各政权建立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对中日民间贸易也严加管制。这么做的原因除了垄断贸易实行专卖制度外,主要在于日本的自尊和自大。对吴越使节带来的书信和特产日本从不以朝廷官方的名义回复,而是由大臣以私人身份回信表示拒绝建立邦交。此时所谓大唐文明在日本这样的说法就已在日本出现,日本自视为继承了大唐正统文明,视吴越为割据一方的小国,自然不值得与之建交了。
尽管日本朝廷在双方建立正式的政治邦交问题上态度冷淡,但中日民间商业贸易还是照常进行。不过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往来商船全是中国船,日本一艘也没有,而中国船中几乎又都是吴越船只。从中国开往日本的商船似乎大都从吴越地区出发横渡东中国海,经过日本九州岛北部的肥前松浦郡进入博多湾。这些赴日商人中主要以宁波人居多,他们携带的商品主要是香药和锦绮等物,一般由日本政府包买,日方用来交易的则是沙金。为获准通商并得到保护,中国商人在出发前都会为日本朝廷大员和地方豪强准备贿赂之物,到达后先献礼再谈贸易之事,作为献礼的一般是孔雀、羊等物。这一时代的中国赴日商人相比盛唐时期的地位大大下降了——盛唐时期华商赴日根本不会准备任何礼物,直接进港正常贸易,当时日方鉴于大唐的国威非常自觉得为华商提供保护。不只是提供保护,当时日本还修建了鸿胪馆作为接待赴日的中国使节和商旅之地,鸿胪馆为到访的中国使节和商旅提供免费食宿。唐末五代以后中国商人到访日本依然可以在鸿胪馆居住,但不再提供免费食宿。
应该说这一时期日本的自大表象下隐藏的其实是深深的自卑感:对中华物品的热爱其实折射的是对中华文明的仰慕,在此之前大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早已深深植根于日本人生活的点点滴滴。然而这一时期的日本已不再甘于扮演中国小弟的角色,之所以不与中原王朝建交其实希望中国方面以平等礼仪对待日本,可这在当时自诩天朝上国的中国皇帝看来也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于是双方就只能始终维持政冷经热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