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挖出三千年前古鼎,古董商出价20万大洋,却被用作蒋校长寿礼
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吴希增如往常一样拿着个探杆四处寻宝。结果,当他探杆伸到地底时,居然卷起了刃,莫非地底有真有什么珍宝不成?
话说当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后,俨然成为了盗墓贼的“圣地”,加上当地对殷墟遗址管理并不周密,因此也吸引了不少老百姓前来寻宝。这天,村民吴希增从一大早就出门寻宝,临到晚上了都一无所获。大概是因为不甘心,他决定最后搜索一次,要是还没发现就回家休息。
没想到,这次搜索居然出现了异样,他的铁探杆居然碰到了一个硬物,而且还卷了刃。他细致观察探头上的青色铜锈,断定地底下必然有宝贝。这时候,不少小屯村的村民也听到了他发现异样的消息,纷纷赶来帮忙,结果竟然挖了七八米还没有任何发现。
然而,当村民们挖到十米左右时,却听到哐当一声,原来是一个弥漫着青色锈迹的青铜器。村民们本打算把它吊起来,可是这青铜器实在太大,居然七八个年轻小伙都挪不动它。没办法,村民只好继续沿着青铜器边缘继续挖,费了好大功夫才终于让这个巨大的青铜器展现在众人的面前。
考虑到这个青铜器实在太大,普通人断然无法将它拖出地面,村民们就准备将这尊鼎直接给锯开,分成几个部分,再进行搬运。他们各自回家拿了钢锯,开始切割这尊鼎,没想到铜鼎硬度不低,居然切割了好久也才只有一道缝隙。
就在这个绝世珍品即将被继续破坏的时候,有个村民说道:如果我们把这玩意给锯碎了,万一没人要可怎么办?我们不如想办法先把它弄出来,再去慢慢问价。
另一个村民提出了个好办法,认为铜鼎太重导致难以搬运,但我们可以用回填土的方法一点点挪,逐渐抬高,最终就能让铜鼎完全出土。就这样,村民们花了整整三个晚上,终于把这个“大家伙”搬了出来。
如此大的“家伙”在武官村出土,自然消息早就已经满天飞,前来问价的古董商人更是络绎不绝。在一番比较之下,北平古董商人萧寅卿以20万大洋的价格买下了这个铜鼎,也就是后来的司母戊鼎。(如今,司母戊鼎随着学术界的新研究,渐渐有了新的名字“后母戊鼎”。)
就在村民准备和萧寅卿交易时,日本兵也来了,准备将这个铜鼎夺到手。
别看武官村的村民们虽然想发财,但他们也知道绝不能让中国的文物落入日本人手中,于是想方设法找了个隐秘之地将铜鼎再次埋入了地下,只盼将来形势能有所改变。
只是,日寇也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他们对村民们威逼利诱,甚至分化村民。可是村民们尽管也不是铁板一块,但在大节上还是拎得清,纷纷咬紧牙关,始终没向日寇透露铜鼎的位置。到后来,日寇干脆在村子的四周架起了机关枪,声称“如果不交出文物,全村老少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在此危难时刻,村民们想到了应对之法,他们将自己先前寻到的小件青铜器以及一些陶罐交给了日寇,日寇见撬不开村民的嘴,只好作罢。
1946年4月,随着抗战胜利,村民们才再次把这个铜鼎给挖了出来,随后被收缴作为献给“蒋校长”的寿礼。蒋校长欣赏完后倒是没有据为己有,而是将它交给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2年后,这件稀世奇珍在南京首次与世人见面,引来了无数惊叹之声。
1949年春,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的溃败,国民党政府在撤退之际从大陆带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去台湾,比如铭文最多的毛公鼎,偏偏这个司母戊鼎给留了下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谜底曾经困扰了不少文史专家,直到1996年博物馆研究员李先登先生到台北故宫参观时才得到了答案。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说法,本来当时是想把司母戊鼎带走的,奈何实在太重、太大了,要想带走就必须要用到起重机。可是由于撤离时间紧急,来不及寻找,只能放弃运走司母戊鼎了。
司母戊鼎是商朝后期(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距今三千多年)铸造用于祭祀的器皿,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足高46厘米。重约832千克。
鼎上的纹饰主要是饕餮纹和虎噬纹,饕餮是传说中一种食欲无穷的凶兽,在青铜器上纹饰有表达庄重威严之感,而虎噬纹是两只猛虎张开虎口衔着一个人,而这个人神态平和,分明是老虎守护人的意思。
司母戊鼎造型巨大,纹饰讲究,透露着一种非比寻常的厚重庄严,是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出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如今,这个司母戊鼎作为镇馆之宝,被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中。